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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觉醒(三题)
            
                                          文/顾艳

                                      一、女性的觉醒 

    我以为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女性正在进入一个觉醒的时代,女人们忽然大彻大悟地发现许多年来自己原来根本不懂女人是什么?虽然,“男女平等”的口号慷概激昂地喊了几十年,可事实上这口号除了矫枉过正地剥蚀了女人的天性,许多问题实际上依然触目惊心地存在着、发生着。女人要回到自己的“女性”角色中去,做一个真正完整的女人、优秀幸福的女人,就成了当今大多数中国女人的奋斗目标。
    于是女人们最先从服装、择业、钱包、化妆、性等方面觉醒,她们走在大街上,一改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无性别意识,显得女人味十足。而中国也就从这时候起,开始了真正的有性别社会。当然,有性别社会对性别的认同,并不是那么愉快的,许多时候可以说是残忍的、痛苦的。我们知道几千年来女性的进化,总是遭到一代代男性的阻隔。女性想从正门轻盈地走上舞台,似乎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自古红颜多薄命”中国人潜意识里大多有一种观念,认为男人原本都是可以做圣人的,只是因为有了女人,所以圣人做不成了,有的还做了小人。于是,一切功名成就都是男人的事,坏事总坏在女人身上。女人是祸水。我曾经作过一次东西方文化的比较,选材是特洛亚战争和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据正统的史学家观点,罪魁祸首竟是小女子杨玉环,唐朝的人大凡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当这位倾国倾城的杨贵妃要跟着唐明皇仓皇出逃时,“六军不发无奈何。”众多赳赳武士一定要先杀了这个小美人儿才肯走,最后是“宛转蛾眉马前死”。特洛亚战争见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讲述特洛亚王子帕里斯劫走与之眉目传情的斯巴达国王之妻海伦,引起希腊诸邦与特洛亚长达十年的战争。后来希腊英雄用“木马计”破特洛亚城,杀死帕里斯,抢回已做了帕氏之妻的海伦。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这一对奸夫淫妇是要同样处置,断不可轻饶的。然而希腊大兵们却被海伦的美貌惊倒,他们的想法是:“为了这样一个‘锦标’打十年仗也值得。”而海伦的前夫,斯巴达国王也饶恕了这个不贞的妻子,与之言归于好。这种事情,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们从这两段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在对待女人这个问题上是严谨有余而宽容不足。
    现在历史的车轮已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男人们依然喜欢谈论女人,他们喋喋不休,就是经不住女人美与色的诱惑。弗洛伊德说得更为明白,他把这一切归结为“性”。从而使男人躁动不安、欲火攻心。男人禁不住女人性的诱惑,说到底是男人阴暗心里的一种虚弱表现。然而,看似阳刚气十足的男人,其实最不愿意承认这种阴暗的虚弱和这种扭曲的心理,最不愿意俯首甘向女人称臣。这种阴暗心理扭曲虚弱的负面,使男人在社会舞台上更强烈地表现了对女人的占有欲、征服欲、统治欲、表演欲。他们完全忘了有时候是女人使他们叱咤风云、辉煌成功,把事业推向顶峰;可他们却反过来作贱女人。真是十足地暴露了男人龌龊、渺小、肮脏的一面,也映照出男人狡诈、虚伪、懦弱的一面。
    我们知道女人是种族繁殖的象征,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厚爱。但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并没有让历史、让社会、让法律去厚爱女人。女人大同小异的角色是:弱者、荡妇、女巫、贞女,或者“男性化”。女人成了一个角色、一种命运;女人的行为便有了太多种说法与归类。所以,生为不甘遵从男性规范的女人,在妇女解放的社会中,同样有着一份独自咀嚼的辛酸。且看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却越来越不掩饰他们的性别偏见与歧视。女性的性别被作为一种商品价值呈现,社会各阶层忽然有了一种标准,按性别来决定录用取舍,女性成了二等公民,果然最先下岗的是女工,最先失学的是女童。
    女人,可是最容易受伤害的。女人往往在对抗与挣扎中,无奈地被逼进一种狭隘地带。她们或是充当娇柔的情妇,或是苦熬成淑女;或是沦落为娼妓;或是无奈地做母亲,一辈子被孩子、家庭所累。说到底,女人扮演着悲剧的角色。所以,女人怎样才能真正地自我觉醒,从人的生存困境、性别扭曲中走出来?这是一个令我一直困惑的问题,我痛定思痛,终于宣称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当然女性并非女权,我所关注的是男权社会在性别文化构造中,存在着诸多方面的人性的扭曲。因此,女性主义是中国二十一世纪的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我们是否能启开女性文明的大门?!

                                 二、女性写作的激情自白

    关于女性写作,我们也许会马上想到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波伏娃、玛格丽特-杜拉斯等西方女权运动的先驱人物。她们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第二性——女人》,早已成了世界女权运动的经典著作。我们通过阅读,直达作家们隐秘的内心。
    然而女性写作的形成与历史和社会密切关联,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虽然不乏女子的文学作品,但由于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直是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即便是女性的作品几乎也得由男性执笔者认可,方可流传于世。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男性中心的传统话语对“女人”的界定和规范,即定位仅仅在外貌形象和神态方面。这表明“女人”只是作为一个被描述的客观对象或物象,无论这个物象多么美好。
    现在,中国当代小说流派可谓五花八门,女人开始有意无意地由被描绘、被书写的客体,成为自我书写的主体。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表现出对个体经验的悟想。她们那种喃喃自语式的写作,更真切地表现为创作者的心理自传。所以真正的女性文学,有一个与男权文化完全不同的基本视角。那就是真正从妇女的自身经验出发,即便是写性也会真实地写出欢乐、恐惧、希望与绝望;写出内心深处不被人理解的委屈、和漫漫无期的等待与呼唤;但绝对不会有色情。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是一部带有浓烈自传体色彩的小说,全部的篇章寄生和依赖于她对个人往事的追忆与痛苦。这种痛苦来源于一个女人曲折的成长经历。因此作品明显地表现了个人感觉和女性意识,并涉及到了一个在中国十分敏感的问题,即“性感”。其实,这在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创作中是一个基本的早已公开的甚至过时的问题。可由于我们特殊的历史、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女性性负罪感至今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在这方面不可能向西方那样直白和公然。然而性是生命意识中最基本的、最本能的体验。所以,以直觉的生命体验为基点的女性创作,更容易提示的必然是虽有意无意回避、实际上却是根本无法回避的与生命意识密切相关的性意识的体验。
    如今西方的当代女性文学创作,不论就形式还是内容都可以说是进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涉及了科学技术、大众传媒、商业经济以及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生态平衡、环境污染、种族歧视、女权主义、艾滋病和吸毒犯罪等等,文学创作几乎无所不包。人们普遍认为女性作家也走出了孤立的象牙之塔,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由于几千年的男权文化影响,我们不少妇女仍旧处在某种角色中,某种被抛入的设计中才可以生存。她们自身的态度比男性更保守,并为自己身为女人有一种骨子里的悲哀。所以这一类妇女作品,无疑不能算是女性主义作品。女性主义有非常强烈的意识,有争取妇女的权利、抗议性别歧视,努力自强不息的特点。
    在我几十年的写作中,生命与艺术交织着,渴望在繁衍的时空中成长为一棵巨树。因此,在我宁静有序,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注入诗的血性,使我的灵魂有坚忍不拔,至死不悔的力量。渐渐地创作成为一种指引,一种明喻,经过信仰的投射,专注的热情因而获得激越和鼓舞。所以与写作结缘的女人,便行走在辉煌与黯淡之间,行走在超越与丧失之间。在一切丧失中,创造依然显示出生与永恒的意义。只是女性创作总是存在着某种局限,女性在描写政治、军事、经济方面几乎很少有出色的成就。弗吉尼亚-伍尔芙说:“如果我们是作家,那么,只要能够表达出我们所希望表达的东西,任何方法都是对的,一切方法都是对的。”这是伍尔芙明白无误的文学立场。她那探幽索微的思维触角和纵横无忌的笔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她的才华。渊博的学识、机智的思维、不同凡俗的趣味,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高贵的格调。
    所以,文学女人通过创作才能触摸到自己的生命。创作之路便是我们的人生之路,路永远是摸索的路,反复无常的路。我们无可非议的执著和纯粹,将行为和意义推到极致。因为作为女人,我们曾经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但是我们通过抗争,同样发展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们创造着又毁灭着。
    我们对世界和自身孜孜不倦的挖掘,构成伟大而痛苦的循环;这是女性主义精神自救的旅途。因此,做一个女作家是我的选择。

                                    三、 爱心永驻

    看过一部美国好莱坞早期女性主义影片《小妇人》,它改编自19世纪女作家露意莎-梅-奥尔科特的小说,因感触颇深而记忆至今。故事描写牧师马齐先生参加了南北战争,马齐太太带着四个女儿过着清贫的生活。但马齐太太不愿做个平庸的妇人,她以坚强、乐观的态度对待拮据平淡的人生,以爱心教导四个女儿在清贫中保持独立、自尊、谦虚的品格,使四个女儿逐渐懂得如何警惕“心中的敌人”,懂得在忧伤而幸福的时刻,改掉急性子和坏脾气。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场景:马齐太太坐在椅子上手捧书卷,四个女儿绕膝在她身边,脸上个个露出祥和而幸福的微笑。我想那种相亲相爱,美妙幸福的感受,是马齐太太发着萤光的母性本质。
    母性是人类的骄傲。
    我以为马齐太太首先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她体现了女性在人生的这一阶段所具有的美好而高贵的品质。所以,男女两性之间,平等是相对的,而差异是绝对的。马齐太太在女儿们体会到失望与苦涩的同时,教导她们要学会自我否定和自我控制,更教导她们工作是有益的,工作比金钱、时装都使女人有一种力量感和独立感。因此即使在21世纪初,《小妇人》依然是相当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品。它让我们看到传统中所固有的人类的良知,应在社会中被共同认同和恪守。
    我喜欢这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温情、细腻的叙事,也不是因为那一份和睦、温馨的家庭氛围。而是它涉及了一个问题:女性无法摒弃的与生俱来的“母亲”身份。母亲形象所包涵的意义几乎作为潜意识,隐藏在每一个女人心里。激烈的西方女权主义者,可以颠覆传统的男权规则,却无法摧毁自己性别中的这一天性。所以女性的激情、爱、无私和坚韧,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只有女性自己才能表达得更加彻底。
    儿童最需要的就是父母之爱,父母的爱会影响孩子整个人生。然而如今独生子女被父母过分溺爱,也是不足取的。尤其是无原则地溺爱孩子,似乎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很多母亲不会像马齐太太那样,目标明确有原则。她们最容易犯的毛病,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琐碎与无聊。
    前段时间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说:“美国耶鲁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由男人带大的孩子智商更高,他们在学校里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在社会上更容易成功。这项研究共进行了12年,研究人员对刚出生的婴儿到十几岁之间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进行了跟踪调查,他们发现由父亲带大的孩子的智力高于平均水平。专家认为,那些宁愿在家里看孩子的父亲要比一般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有更强的目的性。”由此看来,男人由于尝到带孩子的艰辛,就会少一点对女性性别的歧视。特别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扼杀女婴的现象就会相对减少。所以,回过头来再看马齐太太,她之所以能够使孩子们获得了一种高贵而朴素的教养,很大程度上是马齐先生不在家,马齐太太牢牢地掌握住了家庭领导权的缘故。
    现在,许多男人显得浮躁,处处闪烁着贪婪的目光;而女人却以生命内部的活力和韧性,以哺乳的本能,爱心永驻地爱着这个世界和未来。她们就像乔治.艾略特所说:“人类的爱的财富,正是由这些弱女子在一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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