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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乡的人,都会有乡愁。无论深浅,但都会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哪怕天涯,哪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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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啸图
   
                                              文/格致

    一下江堤,白银就挣脱了绳子,几秒就跑到了水边。它不能这么跑,它这么跑我怎么办?我不想洗过滤棉了,又腥又臭的过滤棉,洗一次还没洗够吗?水边那条路,我是不敢再走了。可是白银不管我洗什么,不管我怕什么,它还是走老路,以闪电的速度走上了老路。
    “白银——”我的呼喊声穿过江边的雾霭,上面挂满了水珠。
    白银假装听不见,尖嘴插进江边茂密的草丛,咬住一缕老鼠的气味跑下去了。
    温德亨江一成不变,由西向东流。左岸江边这两条小路:一条靠近江水;一条挨着江湾路的路基。中间是约五十米宽的柳树林。走在这两条路上的人,可以互相看不见或看不清楚。
    两条路加上中间的柳树林,一直都很好来着,供人早晚散步。除了那年发大水,路和树被江水淹没了几天,这些年就一直没出过什么事。来这里的人,走得慢,心里没事。一边吸氧器,一边看江水。
    在江水、柳树、草坪构成的平静、诗意的空间里,内心陡然紧张起来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把白银抓住,拉回来已经很困难了。它是一条猎犬,学名叫蒙古细犬。细腰长腿加上流线型的头部,它奔跑的速度超过任何一辆汽车。我只能在后面跟着,把目光抻细拉长搭在它的影子上。
    一进入江边的小路,我就警惕起来了。目光除了抻出一条追踪白银,另外一条在搜索百米之内的人影。如果柴科长像一头犀牛,再从江边的晨雾中呼哧呼哧跑出来,我要快速躲进树林。我要抢在他看见我之前躲进树林。稀疏的树林,不是合格的掩体,但可以算作一个掩体。不能再和“奔跑的犀牛”打招呼了。他怎么会看不见我?都快采到我的脚尖了!他忽然不认识我了!他只在办公室认识我这个内勤?换个地方,在江边的小路上,就不认识我了?或者每天的九点到五点,他认识我,而早上六点,他就可以不认识我了?但我认识他,虽然他刮掉了满脸的胡子。他刮掉胡子一点也不好看。他的胡子长得很好——他自己不知道吗?——其分布和规模很像闻一多。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像个飞不起来又不断努力的大飞蛾——我的脑袋里涌进了大量江边的晨雾。
    昨天杨科长走后,柴科长对我说:“把过滤棉洗了,都啥色儿了?眼睛里咋看不见活儿!”过滤棉上的腥臭味立刻让我心明眼亮:在江边碰到柴科长晨跑要躲开,千万不能迎上去说早上好。柴科长晨跑我这个内勤是不应该看见的。
    要躲开柴科长,就得先躲开他选择的那条路。他不是在水边那条路跑吗?那我就走路基下的这条,中间隔着那么多柳树,我们可以互相看不见。可白银它不懂我的心,它已经自作主张跑到江边那条曾和柴科长遭遇的路上去了。它还不知道呢,一大早它就轻率地把主人拖到危险的深渊里去了。
    今天的晨雾不浓,仅仅像厨房里有一只水壶,里面的水达到了沸点。而屋子很大,水壶很小。我的视线探出老远:前面百米之内,没有一个人影。
    过滤棉上的腥气,围着我不肯散去,我怎么也洗不干净这双手了。
    那六条地图鱼,在我看来都一样。黄色加黑色斑纹,是随心所欲长出来的。而柴科长说哪条都没有随便长,它们都有目标有方向,甚至有图纸。最大那条的腹部已经长出了澳大利亚地图。 其他的鱼也在努力,都以那条大鱼为榜样。它们早晚会长出地球上的某一地区图。他的理想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把鱼缸中的鱼,拼在一起会形成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原来我们的柴科长还是个有理想的人。
    我承认它们比我半年前来报道时,长大了一些,但是说它们最终会长出世界地图,我不明白那信心从哪里来?而那等待的耐心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绿化科的柴科长才拥有。
    绿化科在二楼。上二楼后我就不敢走了,见走廊上挂满了字画,一瞬间以为走错了路,但门口黑字隶属大牌子写得清楚:温德市城乡建设管理局。我是阅读了这块牌匾之后,才上的楼。顿了几秒,确信没有走进书画院或别的什么文化单位,才从那些挂在墙上的竹子、牡丹、游鱼和奔马的下面,找到绿化科的门口。
    进门听见哗啦啦的水声,以为跑水了。迎面两张桌子在南窗下对顶着,上午的阳光斜射在上面。有一束光没有找到落点,横在屋子中央。我看见里面有那么多会飞的东西!它们自顾忙碌着,像温德市早上上班高峰的道路。一束光,竟然是生机勃勃的。
   “找谁?”西墙巨大的鱼缸前有人发问。
   “我是邓玲,来报到的。”绿化科应该知道这几天有人来报到。
    关上房门才看清,柴科长正站在鱼缸前,用一只有柄的搪瓷杯子,从鱼缸里舀出水来,抬高,然后再徐徐把水倒回鱼缸。落下来的水,遇到鱼缸里的水,碰撞的过程中,产生那么多水泡。原来平凡的水,被抬高之后,再跌落下来,就产生了那么大的喧哗与骚动。
    他在重复这个动作,匆忙回头看我一眼,手上的动作没停:“过来,正好,上这儿报到。”
    他这一回头,我还以为看见了闻一多。他的胡子长得真不错。不仅仅是黑,分布的也恰到好处。
    我走过去,他把手里的水杯交给我:“像我刚才那么做,会不?”
    我的问题是够不到鱼缸里的水。同时发觉我的头仅及他的肩。这家伙超过一米八了。
    他拉过一张椅子,让我站上去。椅子和水泥地面摩擦出一声哨音,这声音似乎能把一张纸点着。
   “考公务员在身高上没有规定吗?”他向门口走,同时说出这句刻薄的话。
   “没有。”我短促有力地回答了他,“关键是智商”,我感到不解气,补了一句。
    他黑色的大脸迅速笑了一下。脸上浓眉,下面黑胡子一片,还有那些见缝插针的汗毛,很快就把那点笑容吸收了——他的笑容像一盆水浇进一片草丛。
    柴科长走到门口,伸手摘下衣帽挂上的一顶米色棒球帽,扣到头上;又摘下那件米色风衣穿上,对于智商和身高这一议题,一句议论没发表就走了。
    他从门挤出去时,我通过门框这台秤,量了一下他的体重:这家伙至少有200斤——一个庞然大物。
    我站在高高的椅子上,舀水,再倒回去。我看着那些被我制造出来的水泡,一排排、一团团在水面上旋转、破裂,我有一点点晕。脚下的椅子会冷不防吱扭响一声。这种工作状态可千万别成为我未来的一个隐喻。
    倒第五杯水的时候,我弄明白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鱼缸里的输氧泵坏了,此时像一艘沉船,沉在鱼缸的底部一动不动。 舀水再倒回,这是在给鱼输氧。我要停下来,鱼就会缺氧,时间长了鱼会死。要是我今天不来报到,那柴科长就要当一天输氧泵吗?那么下班怎么办呢?看来一个办公室至少要有两个人——他一定是买输氧泵去了。
    我用一只手就可完成这个制造氧气的工作,其他的手、脚、眼睛,都没事可干,但也只有眼睛可以移动:东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本市地图;鱼缸上面的墙上挂着一只温度计;靠门的墙边一排衣帽挂,一条蓝色领带挂在第三个挂钩上;地中央一盆龟背竹,长得四仰八叉。每一片叶子都像一只乌龟,正努力向四周爬走。南窗下的两张办公桌背靠背坐着。东边那张,椅背上搭一条灰蓝格子的男士围巾——围巾是被随手搭在那的,看样子就要滑落;对面的椅子上什么也没搭,桌面上也空白着。这张上面空白的桌子和上面什么也没搭的椅子,应该就是我的。
    最后我把目光落到了那张本市地图上——我想找到我家的位置。但上面公路、铁路、道路、桥梁、水系、绿化带,红线、绿线、蓝线、紫线纵横交错,看上去像米勒的一幅星空图。温德亨江扭腰摆尾,穿城而过,粗大的蓝线像是夜空中横陈天际的银河。在温德亨江的一个拐角处,应该是我家的大致位置。因为那里有一座铁路桥。我小时候爱站在桥下,等着一列火车轰隆隆从我的头顶滚过。我上瘾那种大难临头而又毫发无损的心理历程。地图上并没有标出“邓玲的家”,但那座桥被清晰地标出了。
    昨天,忽然发现母亲驼背了!而头一天似乎还没有。人真是可以一夜变老。她从厨房走进餐厅,用了那么多时间。她无法把一碗豆腐汤端到餐桌上,她的手把握不住那碗豆腐汤的平衡了。   多亏被我看见,及时接过那碗就要掉到地上的汤。那一刻我感到那碗汤千万不能掉到地上,千万不能让它洒了。我感到那碗汤要是掉到地上洒了,我们家就会很不吉利。母亲说,手忽然就没有力气了。我安慰母亲说,妈,我的手有力气。端稳一碗豆腐汤绰绰有余。我被迫承认母亲老了,她的关节八成是上锈了。母亲从教育局退休好几年了,早就没有办公桌了。一个人退休就是失去自己的办公桌。这几年,母亲退休,自己没找到工作,家里出现了那种一张办公桌都没有的局面。这多让人心慌啊。一个家庭,至少要有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拥有一张办公桌,不然,这个家就晃荡,就没在这个世界上放稳当。就跟这个社会失去了联系。
    我机械地给鱼制造着氧气,眼睛凝视着那张自己的办公桌,深吸了一口气。站在高高的椅子上,感到家的一角,正有一颗钉子订进这个巨大社会的水泥墙里。
    我从椅子上跳下来,快速脱下自己的杏色风衣,搭在那把自己的办公椅上,然后再快速跳回到椅子上,继续倒水。现在,那张已搭着自己衣服的办公桌更是自己的了。
    我对着六条地图鱼说:“妈呀,我有办公桌了!我有办公室了!我们家现在与这个社会又联系上了!以后咱家的所有豆腐汤都由我来端吧!”
 
    一个人从前面跑过来了,但那一定不是柴科长。那人穿一套紫色运动衣,我正犹豫躲不躲,那人却远远地喊:“遛狗哪邓玲?”
    听声音是环卫科的杨科长。看体型也是环卫科的杨科长。
   “狗呢?”她的脸已经被她跑红了。整个人都在冒热气,像个从锅里刚拿出来的紫薯。
   “那不在那呢吗?”我指树林里。
   “干啥呢?”她热得哗啦拽开衣服上的拉锁,露出里面黑色吊带背心。
   “刨耗子洞呢,都刨半天了。我家白银那是看见耗子洞就迈不动步。”
   “你养的,这是狗还是猫啊?”
   “看外貌是狗。它对耗子洞这么在意,它是猫是狗我就说不准了。它可能是在狗的肉体里隐藏了一颗猫的内心。”
   “哈哈哈——”杨科长大笑。她也知道大笑也消耗卡路里。所以她笑得不留余地,连我们身边的晨雾都被她的笑声震得流动加快起来了。
   “您每天跑多少啊?”
   “有2000米吧,多了也跑不动。我不爱跑步,不爱运动。我最爱歪在沙发上嗑瓜子看电视剧。我最不爱早起。早上睡到自然醒是最有福的事。”
   “那就睡到自然醒呗?只要头天晚上早点睡。这不自己说了算?”
   “哎,姐说了不算。”她把一只手在脸前快速扇了一下,像是为了赶走一只飞虫。
   “那谁说了算?姐夫啊?他敢嫌你胖啊?”
   “他嫌我胖,我还嫌他穷呢!再说他比我还胖呢。”
    我一时想不出来谁还有权干涉她的私生活,目光茫然地看着杨科长。
    她看了身边那棵老杨树一眼,吹开挡住眼睛的一缕黄色的头发:“小邓你看来还不知道,是老大说了算。”
    我知道老大就是单位的胡局,大家私下里这样称呼胡局。我吃惊也纳闷,胡局还管着杨科长几点起床?
   “怎么回事啊,杨姐?”我得多知道一些单位的事情。单位的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漂在水面上,尽人皆知;一部分沉在水底,只有一部分人知道。光知道水面上的那些事,那么你在这个单位基本就是傻子。我虽然来城建局时间短,一直处于傻子的位置上,但我意识到了,我想变聪明一点,因为傻子是不安全的。
    杨姐往我跟前凑了凑,又看了一眼身边的那棵柳树——好像这棵柳树站在这里让她很不自在——脸上出现一个厌恶的表情:“我们这几个科长,都得减肥。超重不让当科长!”
    我大惊,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我的脸上的惊讶迟迟不能消褪,不知该说什么。杨科长说:“我得继续了,还差一千米呢。”说完继续却没有跑走,而是忍不住笑地问我:
   “你们柴科长,这几天有什么变化吗?”
    她终于笑出声。这种笑不是大笑,而是眼前出现了一个可笑的画面的那种。笑的很具体、很发自内心的某一处。
   “有哇,他忽然把那些胡子剃掉了。所有五官都明摆在那里,像一个谜语被人猜完了。”
   “嘻嘻嘻——猜谜语,你可真会比喻。你知道他为什么刮掉了胡子吗?”
   “我哪知道!杨姐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感到我就像个傻子一样。”
   “你去问他。我得跑了,还差一千米呢。”杨科长端起两臂,往铁路桥那边跑去了。铁路桥下有我许多童年的乐趣和秘密,她现在往那里跑去了。
    我冲着杨科长的背影喊:“我不敢问!我只干活不说话他还想吃掉我呢!我哪敢惹他!”
    杨姐一边跑一边回头冲我晃一晃手,远远的我还是看见她发光的脸上都是莫名其妙的笑容。
 
    昨天杨科长问柴科长:“你超了多少?”
    柴科长沉着脸不爱回答这个问题。
    她自问自答:“我超了20斤。”又说:“跑一个月了,才掉2斤。这些肉咋都像无赖似的?”她穿一套黑色衣裙。不论黑色还是紫色,都会让人感觉瘦一点。看来她懂如何通过衣服给人制造错觉。
    这时,柴科长把一直看窗台的目光转了过来——窗台上有一株枝叶茂盛的米兰——说话了:“这是没有道理的。胖人和瘦人的区别不是肉多肉少的问题,而是细胞大小的问题。胖人生来就细胞又大又圆,像黄豆;瘦人的细胞不是圆的,是细长的,像大米。胖人和瘦人的细胞一边多,组合起来后,胖人就比瘦人的体积大很多。让胖人变瘦,就等于让胖人减少细胞,你想想这可能吗?你知道你锻炼仍不瘦的原因了吧。”
    柴科长把他的细胞理论阐述完,觉得那桌子也应该擦完了,就把毛巾往水盆里扔去。说话的时候,他的手一直在做擦桌子的动作。他竟然扔的很准确,盆里的水溅了出来,呈扇面状。水落到地上扇面就破碎了。其实那桌子我早上已经擦过了。
    我不敢笑,站在西墙下假装喂鱼。
   “那你哪天把这个理论和老大说说。”杨科长已经站到了柴科长的办公桌边。迎着阳光,脸又白又亮。两只胖手按在桌子上,手背上已经胖出了四个酒窝。这样的手,长在小孩的身上是对的,长在杨科长的身上就不对了,或者仅仅是胡局认为是错误的。
   柴科长没说话,把头扭向窗台的一盆米兰,星星点点的黄花在浓密的叶子里闪烁不定,很谨慎的样子。不细看你都看不出它正在开花。
  “这是常识,用说吗?”他还是对着米兰说话,“体重是个人隐私。”体重是个人隐私,他自言自语地下了结论。我在这个问题上同意他的观点——体重是那种不容易隐藏的个人隐私。
   “听说你也跑步减肥呢?胡局的话已经说出来。就算减不下去,也不是我们不努力。跑不跑是态度问题。”杨科长胖成那样却不沮丧,还是面带微笑。
   “谁说的?我就不跑。我不愿意跑!”他把脸转了过来,注视杨科长,“不行这个科长不当了。”
   “哈哈哈,胡局那也只是个玩笑。”
   “有的玩笑就得当真。”他盯着杨科长又白又圆又反光的脸,像要和她打架。
   “哎,这小腰,咋长的?”一团黑影已移到我的身后。杨科长转移战场或者叫撤退。她不愿意惹燃点很低的柴科长。柴科长现在可是干柴火啊。
    我忙转过身,冲杨科长笑。我脸上的笑是歉意的,我想用这个笑表达出,自己的腰细并不是故意的。在两个因为肥胖而闹心的科长中间,我知道自己的腰已经冒犯了领导。
   “小邓你这腰,是咋弄的?有啥绝招悄悄告诉姐呗。”说着把我身后的辫子拉到胸前来,摆到她认为最合适的位置,又羡慕又无奈的眼光上下看了几个来回,满眼是青春已逝的无奈和不甘。
   “这么长的头发,留了几年了?”杨科长的目光像直尺,在一下下丈量我的头发。
   “好几年没剪了。一直在想梳什么发型更好,头发就长长了。”
   “有人不让剪吧?小邓你二十几了?有对象吧?要没有姐给你介绍。”
   “没人管我的头发。我就是没想好梳什么发型。现在只好梳辫子。”
   杨科长又把目光从辫子降落到我的腰上:“这腰是怎么弄成这么细的?一尺九?”
  “我我也没弄啊,其实我也挺胖的,杨姐你看我这大腿!”我有点惊慌,提示她看我身上我认为最胖的部位,一着急就把话说多了:“我天天早上六点就得上江边遛狗。狗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可能是因为追狗……。”
    说到这,卡住了,但说出的话收不回去了,迅速看了一眼柴科长,发现他在摆弄一只中性笔。笔在他的手指间像个杂技演员。
  “明儿我也养狗,也天天追着狗跑,看来得前边有个什么跑,咱们在后面追,才能减下去肥。是不老柴”杨科长回头看柴科长。
   这时柴科长说话了:“养那玩意儿,闲的!污染环境。”
   “不是闲的是胖的。是不小邓?”说完杨科长往门口走。柴科长脾气不好,局里都知道。他的脾气就像他的胡子。
   杨科长一出去,办公室里就没人说话了。我感到呼吸有点不畅,就悄悄做了两个深呼吸。做完深呼吸还是感到呼吸不畅。我现在也需要输氧泵。这个屋子里一定有一台看不见的给人的输氧泵,现在,我感到那个输氧泵坏了。
   “把鱼缸里的过滤网洗洗,都啥色儿了?眼睛里就看不见活儿?”柴科长说话了,那是什么样的眼光我根本就不敢看。
    我最不爱洗鱼缸里的过滤棉。我烦腥气。不爱吃鱼。这些都是遗传的。那过滤棉上面都是鱼的粑粑,又猩又臭。让我洗鱼缸中的过滤棉,是最对症下药的惩罚了。可是我不能让柴科长知道我烦腥气,我得假装不在乎,不然他会兴高采烈地天天让我洗过滤棉的。
    我一边洗一边在心里骂柴科长:“死胖子!跑步还不承认!也不是啥磕碜事,明显有病!”
 
    杨科长跑过去之后,我去找白银,因为已经看不见白银的踪影了。虽然白银从天一亮就欺负我,不让我好好睡觉,还是怕它跑丢了。远远的我看见一条白色的尾巴在草丛上面摇晃,原来白银跑到深草中,正刨一个洞。那里应该是老鼠地下宫殿的出口。我不想让白银把这个洞刨得水落石出。不希望一窝没长毛的小家伙被刨出来。人家在土里,没招谁没惹谁,干啥不让人家活?也不想让才一岁的白银杀生。不管是什么死,都不要是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我管不了别人,我管自己和自己的狗。费好大劲才把白银从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老鼠洞旁拽走。得回家了,不然上班来不及了。
    今天没碰到柴科长晨跑。他指定换路线了,他也怕碰到我。他没准换到那条路上去跑了。要不是白银坚持走老路,今天也许又和柴胖子碰上了。看来走老路是对的。原来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温德市的城建局在一座伪满留下的日式小楼里办公。一进大门是一面落地大镜子,两侧是楼梯。左手有一座落地钟,一盆一人高的滴水观音在另一侧,这一切都和别的单位一样,这里的异样,等到了二楼才忽然呈现给你。二楼的走廊,满墙都悬挂着字画,开始我以为进了美术馆或什么人借用这个走廊在办画展。画都是水墨画。山水、花鸟鱼虫……我看不出好,也看不出坏,对这些墨迹没有感觉,感到这一幅和那一幅区别不大。
刚来这里上班时问过柴科长:“这些画都是谁画的?为什么要挂在这里?”
    柴科长说:“我哪知道谁画的?至于为什么挂在这里,你得去问老大,她让挂的。”柴科长说话噎人,你没办法把谈话继续下去。虽然那时他的胡子们还在。
    他们说的老大就是城建局的胡局长。
    每天都是我先到单位,擦桌子扫地,给鱼加水喂食,然后柴科长才会来。今个天津街堵车了,想绕道江湾路,已经来不及了。下楼时的时间就是可丁可卯的,车一睹,就迟到了。到单位楼下已经8点50了。迟了20分钟。
    进绿化科见柴科长正站在鱼缸那里弯腰侍弄鱼,用一个塑料吸管把沉到鱼缸底部的鱼粑粑吸出来,然后浇到地中央那盆龟背竹里。有断断续续的口哨从他嘴里飘出来: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飞向远方……一听这歌就知道这家伙是五零后。我穿过柴胖子带着唾液湿漉漉的旋律,走到自己桌前,发现桌面竟然是湿的,桌子已经擦过了?柴胖子也会擦桌子?而且会给我擦桌子?这是太阳搁西边出来了!
    我不说话,悄悄坐下,把包放脚边地上,发现地上也有水迹,地面也拖过了!科员迟到了,当科长的为什么高兴?人一高兴才爱干活,才爱吹口哨。这段时间他一直不高兴,大胖脸吊吊着,看上去脸老长了。
    柴科长离开鱼缸,移动肥胖的身躯坐回自己位置,那把椅子被他压得吱呀叫了好几声。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故意干咳了两声,我以为他要说我迟到的事,就马上先说:“天津街堵了,有辆摩托和公交撞上了。公交车往那一横,谁也过不去。”
  “老大刚才来了。”他说了这句并不接着说,而是停下了,也不看我,像自言自语。
    我看着他,等下文。因为他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接。到这时我还没什么警觉。我以为老大来看他减肥了没有,刮完胡子什么效果。“闻一多”刮掉了胡子变成了谁?
    他又说“胡局刚才来了。”柴科长那巨大的脸上荡漾着一个巨大的笑容,慈祥地看着我。他刚才唱的小船要是再小一些,完全能在他的这个笑容里荡起双桨。他脸上的胡子没了,光剩下两根黑眉毛,一撇一捺留在上面,像是一个字,下半部分被橡皮擦掉了。他的脸像个错字,不知被谁修改了。怪不得他的笑容被我看得那么清楚,原来草丛没有了。他竟然很白的。我不习惯他的脸这么坦白地在我眼前展开,我已经习惯了他的脸隐藏在草丛后面看不太清楚。但我发现我的脸留不住他的目光,只几秒他的眼光就落到我的头发上不动了:
   “确实,太长了。”他自言自语。
    他在说我的头发,太长了。可这和胡局早上来绿化科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头发,发梢已经抵达了臀部的上部。如果不辫上,整个后背都是头发。要穿露背装,那是一点也露不出去。要是天冷,头发可充任披肩。今天匆忙,头发就那样垂着,没有编,也没有束。去年工作没着落的时候心烦,想要剪个短发发泄怨气,已经到了理发店,恰这时大春来电话,得知我的行动他大惊,说你别动,千万别动,我十分钟内过去。先别剪啊姑奶奶!大春赶到的时候,看那紧张程度,如同看见我正坐在妇产科的候诊椅上,准备流掉他的亲骨肉。
    大春抱住我的头:“这头发是我的,你不能说剪就剪!你要心烦你就打我出气,别拿我的头发开刀。头发是无辜的!”
    长在我头上的头发成了他的了?我说那你天天早上想着过来梳你的头发啊,我梳腻烦了,梳了二十多年了。
    大春说:“我的头发我当然要梳啦,不过,我忙不过来的时候,你帮我先梳一梳呗。谁求不着谁呀?”说完觉得自己的话很有趣,自顾笑起来,我正没事,也就跟着他瞎笑一气。
    当然他做不到天天给我梳头,但每次来,总趁老娘不在,给我梳一梳头发。一边梳还一边念念有词:“多好的头发啊!渍渍!多好的头发啊!”痴迷样子接近恋物癖。我高兴的时候会帮着他说:“是啊是啊,谁不说俺头发好!”;我心烦的时候会说:“注意点,你这是病态。别严重了。不好治。”然后我就给他讲胸罩和内裤的故事。说我住集体宿舍的时候,爱丢内裤和胸罩。宿舍的人不是我一个丢,别人也丢。后来在隔壁一位男生的褥子底下发现了好多内裤和胸罩。一个一个都被那男生压扁了。我吓唬大春说:“人家恋的那东西,在晒衣绳上一摘就行了,比较容易得手;你恋的东西可不好办啊!你要严重了,手持大剪刀,满大街追长头发女人,还以为你要杀人呢。”大春听了也不害怕,说你说的不对。我不是要把头发剪下来,只要长在头上就可以了。我不是要据为己有,我是能看见就满足了。我的理想是,所有女人的头发都好好地长在头上,别被剪下来。如果有一种工作,天天负责看管监督女人的头发,不许任何人剪发,违者罚款,情节严重者拘留,我爱干这个工作。最后大春说:“我发现你不理解我!”我说我最讨厌的就是这句话,凭什么要求别人理解?你理解你自己吗?你这么有病,只有精神病医院的大夫理解你!
    我还是不知说什么,瞪着柴胖子等他的下文。
    柴科长用手指插进自己的头发里,往后理了好几下:“把多出的部分给我呀!这世道贫富不均啊!”
    他还是看我的头发,而他自己手里的那点头发,实在少得可怜。人家用手指梳头发,都是手指会淹没在头发里,而他是头发消失在手指下,像个肥大的多足巨虫进了毛草地。他的胡子浓密,头发却越来越少。可能是头顶太滑,那些头发都站立不稳,一根一根滑落下来,又被腮和下巴给接住了。我猜他爱留胡子是为了告诉大家他的头发都去了哪里。
    我已经糊涂了。但从柴科长那幸灾乐祸,憋着不笑的表情,我猜到今天早上老大来绿化科做的指示是关于我的,而且不是什么好事。见柴科长不说,我反倒不问了。他这是猫抓到一只老鼠,先不咬死,在那逗必然要死的老鼠玩呢。既然必然要死,我先装死。
    地中央那盆龟背竹,长得四仰八叉,每一片叶子都像一只乌龟,正努力向四周爬走。龟背竹的那些嚣张的叶子,看久了,那叶子真像活了,在缓慢爬动。它们已经爬了多少年了?才离开花盆不到两米。
    柴科长一看我不跟他配合,没意思了,只得兜底说:“老大早上来了,让我转达,让你把头发剪短一些。”,隔几秒又说:“太长了,又不是文工团的。”
   “最后这句是你加的?”
   “都是胡局说的。我一个字没加。”他不看我,看窗台那盆米兰。他认真地看着,似乎在数那星星点点的黄色小花朵。
    自从高中毕了业,头发就解放了。什么发型、留多长,都可以自己说了算了。后来认识该死的大春,我的头发忽然变成他的了,他说了算了。和大春之间,有时头发或别的变成他的,说说而已,算男女情话。就算是情话,我也能找到平衡,因为我也可以把他身上的一些什么东西据为己有,这是一笔糊涂账,闲着没事,磨牙。两个人在一块,不说这些无聊的话说什么呀?现在忽然,我的头发得归老大说了算了。我气得笑了一下。从杨科长那得知,科长们的减肥,也是老大规定的。甚至有很具体的数字:男不能超过160斤,女不能超过140斤。三个月减不下去,科长换人。最后这句胡局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出的,但君无戏言,在城建局,胡局就是君。
   “给我规定多少厘米了吗?”我直视柴科长。
   “没有。”柴科长有点慌,他没想到这个丫头不但不低头,反而敢梗脖子。
   “我要是不剪呢?”我把下巴抬高同时把头向左歪了30度。
   “不剪?没说你不剪怎么办?你敢不剪?胆肥的。”他比胡局还生气。
    他的胡子没了,他没办法证明自己的头发的去向了。他的头发已经下落不明。
    我的肠子里都是气,我感到肚子鼓鼓的。我站起来在屋里转一圈,柴科长又数窗台上的米兰花,假装不看我,但我知道他在心里偷偷乐呢——倒霉的事也落到了你的头上。以为腰细就没事了吗,就安全了吗?
    在胡局眼里,每个她手下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都需要修理。她像个修鞋匠,身边是一堆破鞋。胡局够忙的。
    我快喘不过来气了,站在龟背竹两片叶子的中间对柴胖子说:“绿化科缺氧,你感觉到了吗?你喘气不费劲吗?输氧泵彻底坏了你知道吗?鱼缺氧你有办法,现在我缺氧你就不管了吗”说完我推门出去。
    走廊是个走路的好地方。就在我打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了对着我办公室门墙上的那幅画:一只老虎,正面冲着我。尾巴扬着,一只前爪按住一块山石,它刚从山上下来。额上的王字离我那么近。张着大嘴,露出了整个的舌头和很多牙齿。它是刚吃了半头山羊还是什么也没吃到,正饿着?
    来这儿上班已经大半年了,今天我才看见对着绿化科门的是一幅《虎啸图》。
    平时怎么看不见?这个疑问在我头脑里像个闪电。而闪电过后我并没把什么看清。
    我逐幅画看过去。也好,今天就看看画吧。我怕老虎,因为我属羊啊。在动物园在别的什么地方看见老虎还好。我觉得老虎不应该在画上。看画最好是能放松情绪,比如山水、花鸟、侍女、文人夜宴图什么的,而老虎,不能让人放松神经。尤其一些老虎还给画得很凶猛。世道已经够险恶的了,视线之内再挂一只纸老虎,就没有清净的时候了。我快速转移视线,落到旁边一幅牡丹上。一丛牡丹从一块艺术性很强的石头旁长出来:有三朵已经开得非常充分;有两朵位于这三朵大花的上面,犹犹豫豫要开不开的样子,似乎没想好,它们还需要一个晚上的思考,明天早上,它们的决定才会呈现出来;更上面,在大片叶子的空隙里隐约看见两个花骨朵,被花萼包得严严实实,它们在未来将开出什么颜色的花,此时一点线索都没有。接下来是一幅骆驼。背着鲜艳的包裹,正伸长脖子仰望星空,要作诗的样子……
    把走廊里所有的画都看完了,我就看见了楼梯。楼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脚下,不是没有目的的,楼梯要带我离开这里的。
    走廊里我也感到缺氧,我大口喘气。整个城建局的输氧泵都坏了。我踩上楼梯,向下。我回家,在上午11点。
    我妈正给窗台上一溜盆栽植物浇水。从右向左,浇得很慢、很克制,像书法家在悬腕写字。我只看了一眼,就大惊:我妈给花浇的水咋是乳白色的!
    我妈说:“是豆浆。这些花缺营养了。”,又说:“咋中午就下班了?吃饭没?”
    说完吃了我快速进卧室,我想躺着,最好能睡着。我遇到闹心事愿意睡觉,和有些人愿意喝醉一样。其实喝醉也是要实现睡着的目的,应该是睡不着,才先喝醉。我不用费事拐弯喝醉,照直走就能睡着。
    我想睡一觉,让大脑休息好,再把那闹心的事儿摆在她面前,交给大脑处理。往往,睡醒之后,我的大脑都能拿出比较好的办法。
    我想任性,想和胡局吵一架,但是我不敢。看见我妈颤巍巍的样子我就更不能任性了。我的那张办公椅才坐了半年,一点也不稳当。就是这么不稳当的办公桌也是我家唯一的。我不敢失去它!我们家不敢失去它。
我躺上床,看那看了多年的天花板。那上面是大面积的留白,只有四周是石膏的缠枝花纹,中间四四方方,什么都没有,像个曲尽人散的舞台。
    其实,这个空白的舞台,总是有些节目在这里上演,现在,一只老虎迈着猫步走了过来。四方的白,是一个扯好的幕布,今天主角是老虎。然后,我也跑到舞台上去了,和老虎挨得那么近。像我和老虎一起表演节目。老虎的头那么大,那么圆。我看见它的头上不是王字,而是一个三字,本没有那一竖。而且那三字写得也很不工整。上面那一横太短。我捧住老虎的大脑袋,仔细地看,然后问老虎:“那一竖呢?”老虎说:“哪一竖?”我说:“三字中间的那个。”老虎笑一下,说:“我不识字。”我告诉老虎:“所有的画上,你的头上都是一个王字。你知道王是什么意思吗?就是称王称霸的意思。就是说了算,是老大的意思。”老虎笑了:“那是虚构的。”老虎伸出爪子拍了我的手一下,说:“我爱吃牛肉。”说完向我靠过来,我吓得往后退,大声声明“我不是牛肉!”老虎不说话,不由分说站立起来把我抱住。我几乎吓昏过去了。但我倒不下去,因为老虎紧紧抱住了我。我的手正触到了老虎的肚子。同时发现老虎的肚子上也有一块没长毛,我摸着那块柔软的肉说:“我不是牛肉!咦,你这里咋和白银的一样软?”……
    白银在我睡着的时候挤上了床,它挨着我正大睡,还打呼噜。一只爪子搭在我的脖子上,后退蹬在我的大腿上。
    我醒了之后就不能再睡了。也不需要了,我感到大脑清醒了,我的那些被生气吓跑的理智都回来了。我现在应面对我的困难了,不是孤军奋战,我的理性过来帮我了。很快,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大春和老娘都不能告诉。这事只能自己解决。我在下午五点出门了。
    老娘说:“吃晚饭了,你不爱吃煎带鱼吗?”
    我说我一会儿回来吃煎带鱼。
   “凉了就不好吃了。再热也不好吃了。”老娘背对着我说,她在洗盘子。她不用洗洁精,用烟灰。老娘抽烟,攒下烟灰洗碗。烟灰不够她就用淘米水。她说洗洁精有毒。
    本来我一个小时就能回来,那煎带鱼估计还不能凉透。可我得等老娘睡下再回家。我不想让她看见我的样子。虽然她早晚会看见,但我不愿意让她这么早就看见。能拖一天算一天。我在楼下小街徘徊。不时抬头看看楼上老娘房间的灯光。
    秋天的风已经有点凉了,树上的叶子落下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叶子还在。要不了半个月,这些叶子就要四处飘零。真正的秋天就要来了。
    站在一根路灯柱子下,黄色的灯光像伞一样罩住我。我给大春打了一个电话,说了一些晚饭吃什么之类的话题。后来大春说,一直是我给你打电话。今天是怎么了?也知道想我了?这样的话对于我来说是个陷阱,大春最盼望的就是我能咕咚一声掉下去。不是大春会把我救出陷阱,而是他早就在这个陷阱里了。我一直徘徊在陷阱的边沿上,大春够不到我,我若走掉,他是无能为力的。他上不来,只能盼望我也早日掉下去,好死在一处。我还不想这么快就把自己固定在某个陷阱里。我说你爱吃煎带鱼吗?他说爱吃。我说你吃过凉透了的煎带鱼吗?他说吃过。我说难吃吗?他说不难吃。我说那我一会就吃一吃凉带鱼。他说你今天怎么了,邓玲?说话这么奇怪。我说奇怪什么呀,不就跟你请教一个生活小常识吗?
    两个小时后,我看见我妈卧室的灯熄了,就悄悄回家了。
    餐厅的灯亮着,餐桌上有一碗米饭和一盘煎带鱼。打开上面盖着的碗,用手指触了一块上面的带鱼,真凉透了。
    第二天,我得上班,虽然我不想见任何人。早饭的时候,老娘还是看见了:你的头发怎么了?她一边盛粥一边看见了我无遮无拦的脖子。
   “妈我最近爱头疼,有人告诉我说头发吸营养。就剪了。短发好收拾。”
   “这么多年一直长头发,忽然短了,看着有点扎眼。”
   “妈,过几天你就看习惯了。”
   “我不管,你自己的头发,你自己说了算。”
    我妈这句随口的话,给予我的冲击她是无法想象的。我的一碗米粥吃到三分之一。“你自己的头发,你自己说了算,”这话使那三分之二的米粥无法继续进入我的胃里。餐桌上的榨菜、红方、火腿等等都无法帮助我把那些米粥运输到我的胃里。我像一辆突然陷入泥淖的车,熄火了。
    我离开餐桌,穿上风衣,我还得上班。我就算陷在泥淖里,还是要上班。
    我平时走路就爱低头,现在我更得低头了。我低头是因为不想和人打招呼。从一进院到二楼绿化科,距离忽然变长了。我快走,像有什么急事似的。我的帽子挡住了半个脸。帽遮像门帘子似的,只要我不抬头,不东张西望,我就可以谁也看不见。走到绿化科门口,我抬眼看了那老虎一眼,小声说:“我昨天梦到你了。那一竖,是虚构的。 ”
    我坐下,啥也不干。我心情不好。我就不擦桌子,不擦地板。不喂鱼,更不洗过滤棉。我坐着发呆。如果谁这时候惹我,那我就找到出气筒了。可惜没人惹我。我就等着柴胖子来,他看我啥也不干,肯定要说我,那么好,我就找到对手了。我不敢和局长打架,难道还不敢和柴胖子打吗?两个人要是打起来,空气被搅动,氧气含量会不会提高?我打架等于给自己输氧了。我头发长,他那么肥,都不符合要求。算一路货。一路货之间打架,谁怕谁呀!
    走廊里一个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一定是柴胖子,我等着,心里有点兴奋。他的脚步声很重,像大象来了。不时他还咳嗽一声。不是生病的那种,是领导要讲话的那种。
    柴胖子进门,把外衣脱了,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他又脱帽子,他戴了一顶米色棒球帽。再摘下围巾,他的围巾还是两色格子的。门口的衣帽架被他的东西挂满了。风衣加格子围巾再加上胡子,他像五四时的知识分子。可惜他的胡子没有了,剩下围巾,看不出像啥了。
    我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看窗台上的米兰。米兰还在开花。但落了一窗台叶子。有的叶子还绿呢,就落了下来。我妈说那是缺铁。
    理发师在头上问:“剪下的头发要吗?”我说“要。我妈说要。”但那些碎头发,还是落了一地。我像一棵缺硫酸亚铁的植物,掉了一地黑叶子。
    我们的办公桌是对着的,他一坐下,就坐到了我的对面。我不看他,他一定在偷偷看我,他看我的牛仔帽,和没有了头发的脖子。我的脖子现在全暴露在死胖子的视线里。他虽然胖,但是他不愚蠢,他没说话,尤其没说我的帽子。他坐下没一分钟就站起来,奔墙角的水盆去了,然后他开始擦桌子、拖地、喂鱼,最后他洗过滤棉。
    等这些该我干的活干完,他又坐了回来。他还不敢说话。可能我的剪头发,在别人眼里触目惊心吧。理发师说男人都喜欢长头发的女人。柴科长心里一定认为剪头发对我这个女人是个重大的破坏,和被强奸差不多了。他现在看我,就像早上我在江边看那个被白银刨开的老鼠洞。因此他认为问题很严重。他不说话我说,剪头发的指令又不是他下的,我跟他置气是避重就轻。
   “咱门口那幅画,你看见了吗?”
    柴科长被我的问题问愣住了,他呆了片刻才明白我说了啥:“看见了,都挂好几个月了,天天从那走,能看不见吗?”
   “正对咱门口的是什么画?”
    柴胖子竟然说不上来了。看来和我一样对国画没感觉。他又不甘心地说:“是一幅山水吧。”
   “是一幅山水,可山水里有别的东西。山水里有一只大虫。就像一碗粥里有一只苍蝇。山水和粥都被破坏了。”
    柴胖子被我说得越来越蒙:“到底啥玩意儿,还把山水破坏了?”说完起身打开房门,那只下山老虎似乎再用一点力就能跳到绿化科的屋子里来。老虎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屋地中央的龟背竹。
    柴胖子走回来,咕咚坐下,“原来是老虎啊!虎啸图啊!”
   “柴科长,我讨厌这只老虎,它让我心神不宁。”
   “一幅画,还心神不宁?绞性!”
   “别小看一幅画的暗示作用。那降妖也只用一道符。符是啥?不也是一幅画吗?画有能力使人心神不宁。那妖怪看到一幅不喜欢的“画”,心烦意乱,就走了。我也想走,可我没地方走。我发现我没有退路,没有一个黑暗的洞穴。”
   “关上门,你也看不见,走过那里不抬头,不就完了吗。”
   “关上门它也在那里。不抬头看,他还在那里。睁眼闭眼我都能看见那只大虫,走哪它跟哪,老在眼前悬着。”
   “我怎么不心烦。你可真绞性啊!”
   “你不心烦那是因为你不属羊。”
   “谁说我不属羊?我属羊。”
   “那你也会心烦。以前不心烦是没看见,现在看见了,一会就该心烦了。”
   “还越说越玄了。”
   “能不能把它换走。比如把牡丹换过来。”
   “你心烦就换?老费劲了,再说,你得有理由。心烦不是理由。办公室的人不但不会给你换,还会把你的心烦告诉所有的人,包括老大。”
   “我只有这一个理由,心烦。我烦凶猛的动物整天在我眼前晃,你就不能换吗?还用办公室的人?”
   “这我可不敢换。老虎在走廊里。我只管绿化科里面。门外的事我就管不了了,那归办公室了。这是规矩,不是敢不敢的事。你找胡局说说你的心烦吧!说说你属羊吧。”
    话说到这里就说到头了。有电话打进来,临江街道那里出了情况,柴科长急匆匆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不放心欲言又止的样子。他脚上穿着一双耐克。步伐轻快了许多,随时能跑起来的样子。他就这样轻快地走出去了。
    午饭我没去单位食堂吃,我的头发或者说我的新发型不愿见那些人。体重是个人隐私,减肥也是个人隐私。我剪头发也是个人隐私。我把剪下的头发拿回去了,我妈说要留着。我也想留着。关键是大春来了,得给他。人家的东西,不管是长在我的脑袋上,还是一捆卧在鞋盒子里,得还给他。
    那理发师在剪之前又一次问我:“你想好了?我一剪子下去,可完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我说剪吧,不是我想好了,是别人替我想好了。理发师自作聪明地说:“你换男朋友啦?那个不是不让你剪吗?”我冲着面前的镜子含糊地笑一下:“换了。”不然我也和他说不清了。我从面前的镜子里看见理发师的嘴角大幅度动了一下,同时带动头也和嘴角一起动了一下。理发师没再说什么,开始了工作。
 
    下午,柴胖子回来了,他竟然能猜到我不去单位食堂吃饭,手里拎着一只烤地瓜。 
   “吃吧,热乎的。抗癌、美容、减肥。”减肥这个词是他忌讳的,一定是说脱落了。他把地瓜仍我面前,就去看他的鱼。
    地瓜又甜又面又起沙,关键还是热的,还热到烫嘴。他应该是在门口不远的街角刚买的。
    我埋头吃地瓜,不说一个谢字。我心里恨,一个热地瓜不能安慰我的心。
   “你把我传染了。”他坐下,把水杯抓在手里,“刚才我走到门口,看那个老虎,我也有点闹心了。现在那老虎也跑我眼前儿来了。”
   “那你倒是把它换走啊!”我把一小堆地瓜皮仍垃圾桶里。
   “那能随便动吗?除非那画自己坏了。”
   “那怎么整?咱俩都闹心,这不影响绿化科工作了吗?这不是理由吗?老虎整天在玻璃里,怎么会坏?”
   “没什么好办法,挺着吧。”他丢下水杯站起来,走到鱼缸跟前,“玻璃可是易碎物,怎么不能坏?”他用手指关节敲了一下鱼缸,发出一声脆响。然后就用塑料管抽出缸底的黑色废物,浇到龟背竹里。
   “玻璃确实是易碎物。”我吃完了地瓜。感到身体里有了能量。
   “这地瓜太大了,我要不干点力气活,会发胖的。”我对柴科长说。
    柴科长打理完鱼缸,坐回来抽烟。
   “那你想干啥?”他从他制造的薄烟后面看我。
   “现在还不清楚。”
    我在屋子里转两圈,上卫生间再消磨一小会。在卫生间,我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戴着帽子,脖子那么长,下巴那么尖,明天得围个围巾了。我像一只被拔了毛的什么鸟。
    回到办公室,我翻箱倒柜要找到一把铁锹。柴胖子问:“你翻啥?”
   “咱们冬天清雪的铁锹呢?”
   “用完交上去了。你要铁锹干啥?下雪还早着呢。”
   “铁锹只能铲雪吗?它就没有别的用处了吗?”
   “你想干啥?”柴胖子紧张起来。
   “不干啥,我闹心的时候就爱翻东西。我要消耗掉那个大地瓜给予我的热量。你说那个地瓜能有多少千卡的热能?”
    柴科长瞅我半天,一直抽烟,没说话。
    下午,柴科长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走时和我说去苗圃。他从来出去不告诉我上哪,现在,他变随和了。 变好了。
    下班前柴科长回来了,站在门口,他还是一样一样往门口的衣帽架上挂他的东西:围巾、帽子、风衣。别看胖,穿着倒是很认真。围巾有好几条,比我都多。等他把这些东西挂完,他的手里还有东西,这个东西没法挂在衣帽架上,他拎在手里,看见鱼缸旁有地方,就把手里那把铁锹立在鱼缸旁了。他往自己办公桌走,刚走两步,就听一片声音,那把铁锹没立住,滑到水泥地上,发出一系列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在他的后背响的,他似乎本能地缩了一下肩,然后迅速看了我一眼。我正看他。两个目光这么一接头,一件事就商量好了。
    他坐下,不看我了。一眼就够了,再看就显得啰嗦了。但是我看他。看他忽然失去胡子的脸。这样就好看吗?胡局是闲的搞恶作剧吧。当局长的压力是不是更大,她靠今天让谁减肥,明天让谁剃头缓解压力?剃完头实在没啥可剃就剃胡子?
    原来柴科长和我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当我被剪了头发后,我们才是战友。
   那把躺在地上的铁锹,我们谁也不再看它、不去阐述它。它已经成为道具,就等着上舞台了。等着一显身手把剧情推向高潮。
    柴科长坐在那里很不自在,翻看了一下上访记录,又站起向鱼缸走过去。他肥大的衣袖带起一股小风,有青草的味道。刚从苗圃回来,带回来了草地和泥土的气味。他要走到鱼缸那里,就必须要遇到那把横在地中央的铁锹。他走过去,顺手把锹拎起来,小心地立鱼缸与墙的夹缝里了。他在鱼缸那里并没有停留,而是开门出去了。我猜他是上卫生间。卫生间离绿化科隔三个门。
    十五分钟后,就到下班时间了。走廊里、楼梯上,都有杂乱的脚步声响起。在这十五分钟内,柴科长没有回来。
    他没上卫生间,而是回家了?或者上完卫生间直接回家了?再或者有人在某酒馆等他,此时人家已经喝完二两了?
    柴科长可以不上卫生间提前回家;也可以先上卫生间然后回家;也可以既不上卫生间也不回家而直接去某酒馆喝小酒。但他不能不带他的帽子、不围他的围巾、不穿他的风衣!他这么走了,等于裸走。事情这么严重吗?逼得柴科长都得裸走了吗?柴科长不穿风衣、不带帽子、不围围巾穿过街道,就和一个不打雨伞走在雨中的人是一样的。
    这家伙,连风衣、帽子、围巾都顾不上了——有那么可怕吗?
    又十分钟后,走廊里已经没有脚步声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身,打开门把头伸出去,空空的走廊,夕阳铺在地砖上——扭斜的方块。北墙上的字画都陷在阴影里。
    收回我的目光,关上门,深吸一口气,左手就抓住了那把等我半天了的铁锹。那上面还有从苗圃带回来的泥土。现在,只有这把来自苗圃的铁锹和我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手握在锹柄上,感到手刚好能使上力气。
    看来我的心理素质要比柴科长好很多。我第一穿上了我的风衣,又带上了我的帽子,连手包也没有落下。我从那堆我制造出来的碎玻璃上迈过去的时候,脚步是稳的。我没让玻璃划破我的脚我的手。下楼的时候,我甚至故意放慢了脚步。刚好楼下收发室也没有人。我比别人晚离开单位20分钟。
    每天下班都坐56路。今天不坐了。我要走回去。4站地,我要走回去。我要通过走路,把肌肉里聚集起来的力量消耗掉。虎啸图太不堪一击了,只一下子。而准备的力量严重过剩,得把肌肉里的力量消耗掉,不能把它们带回家,我怕我会砸碎妈妈挂在墙上的那副松鹤图。我要通过走路,把自己累到精疲力竭,然后到家就睡着,再醒来,就是明天了。然后惊喜地发现,今天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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