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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随笔  
写作的“初心”
 
                                             文/汪洋
 
    自从成为一个写字的女子,我一直在遭受无穷尽的追问与质疑:像你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作?
    疑问来自朋友、来自媒体、甚至来自文坛的前辈同仁。
    是啊,我为什么要写作?
    很显然,我的外貌并不符合人们对于“作家”的想象,我曾身处其间的光怪陆离的电视圈似乎更与清高雅静的文学圈相去甚远。在物欲横流,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当下,世间万千条路,似乎哪一条都比写作更轻松、更取巧,更容易换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此种质疑并非全无道理,其实,我对写作也并非一见如故,一见钟情,一见定终身(这是我爸对我妈),这么多年,我与写作时而携手,时而背离,观望犹疑,半推半就,忠诚度和专一度都大可质疑。
    如果以文字变成铅字作为“开始写作”的标志,与写作的初次邂逅,在十六岁。当地晚报的编辑到学校找了几名作文较好的学生,鼓励我们给报社投稿。我回到家中当即刷刷挥就两篇“作文”投进邮箱,没想到,几天之后,这两篇“作文”就在晚报上赫然刊登出来了!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文学不能说处于全盛,至少也还处于比较兴盛的时期,“作家”的光环还是耀眼的。我的惊喜和自得自不待言,每篇习作十元八块的稿酬也令我感觉收入颇丰!就此写得不亦乐乎。整个高中时期,长长短短发表了几十篇习作。
    十八岁父亲的阖然离世令我的人生裂变,就此跌落红尘,在各种职业中辗转,当过电脑数据录入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最后拼死拼活考进电视台当了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真如同范进中举般狂喜。在那张高悬着我名字的大红榜下,我咬牙切齿地发誓,誓以当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为最高目标,誓为电视事业奉献终生!
    彼时刚刚进入九十年代,理想主义褪色,物质浪潮汹涌,全民娱乐兴趣点由书本时代进入影像时代。书店日渐门前冷落鞍马稀,电视却空前繁荣与兴盛。于是,我无比庆幸地发现,自己真是赶上了历史的潮流,站在了风口浪尖!
    由于对电视的高度关注,人们对主持人也格外地宽容和尊崇。不管什么活动,你只要站在舞台上,甜腻腻地说上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XX,掌声便不由分说地纷至沓来,搞得你以为自己真说出了什么金玉良言,立即找到了做“明星”的感觉。
    不管做了什么节目,第二天上街,总有人带着惊喜指指点点,谄媚地笑着询问:你是不是昨天电视上那个XX?真的好漂亮啊``````
    回想我刚上电视时的尊容,委实不敢恭维,主持技巧想来也蹩脚得很。可大家都纵容着你,吹捧着你,尤其是观众来信,赞美得奢侈无比!似乎人间天上,你要是自称老二,就没有人敢称第一。此等狂轰滥炸,革命意志不坚定之人自知之明轻易便土崩瓦解,尤其我这种对“谗言”免疫力低下的人,所有的吹捧都逆来顺受,照单全收。想不飘飘然都不行。我还特意收集了观众来信中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是阿谀奉承之辞充斥全文的那种)装了整整一麻袋,以备在自卑感发作时,随时掏出来自我安慰一番。
    一个十八岁的刚刚失学丧父、又在求职的道路上跌打奔波,滚了一身泥巴的大傻丫头,仅仅凭借几分青春和姿色,便轻而易举地获取了所谓的“成功”,还有什么理由不对主持人这份职业顶礼膜拜,奉为至尊?
    至此,我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这个“他”,无疑是电视,我一根筋地准备一辈子跟他走了,至于写作,我那少年的“初恋情人”,在电视那强大而咄咄逼人的光环之下,显得那样黯淡,那样寒酸,那样卑微,被我毫无心肝地抛诸脑后。是的,我有什么理由继续眷恋写作?就像一个已成功攀龙附凤嫁入豪门的灰姑娘,有什么理由继续眷恋乡村里那个清贫寒酸,老实巴交的穷小子?
    不写了,笔一停就是三年。
    有一天,记不清是几月几号,也无任何特殊的契机,只记得是一个周末。我起床后心浮气躁,烦闷难奈,似乎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被堵塞得严严实实,不能呼吸。
    不知哪根神经发作,我翻箱倒柜找出久违的稿纸和钢笔,坐在书桌前,埋头一通地奋笔疾书,一口气写出三篇散文,待得抬起头来,窗外的天空已由朝阳初升变为暮色霭霭。放下笔来,我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原本堵塞在胸口的那些芜杂的、烦闷的、乱七八糟的情绪均顺着文字奔泻而出,但觉通体舒泰,心中一片澄明宁静!
    此时,我方才明白,写作于我,就如同面包和空气,完全是一种生理和生存需要,离开太久就有饿死和窒息的危险。至于成名成家的期许,那是完全没有的,我依然虚荣地认为电视才是值得我一生为之努力奋斗的事业。
    至此,写作就变成了一桩私密的,纯属个人享乐的游戏,就像有的人迷恋下围棋或是打麻将。不但不好意思声张,反而还有些躲躲闪闪,藏藏掖掖,生怕被人知晓被斥之为“不务正业”。 上班时间不便于大张旗鼓地写,只有占据周末和晚间,偶尔也会闪念:自己这般辛勤笔耕,究竟有什么意义吗?这时候,我便会坚定地安慰自己说:至少比打麻将有意义一些!
    是的,那时候,我所在的小城麻将大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麻友们为打麻将而熬更守夜,废寝忘食的事例遍布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可说俯拾皆是,有什么意义吗?为利?肯定不是,纵然赌注的大小输赢是一个强大刺激,但我想每一个赌徒对麻将的钟爱都绝不仅仅是为了赢钱,至少没有听说有谁因为打麻将而发了财,相反,因为打麻将时过分欢喜或过分悲伤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倒毙在麻将桌上的“烈士”倒不在少数。可见打麻将的牺牲可谓大也!那么,为什么大家对打麻将依然前仆后继,英勇无畏?解释只有一个:喜欢!不管输或赢,博弈本身的乐趣就让人沉醉迷恋,这就是目的和意义。那么,反思我的写作,创作过程的本身,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那份透彻心扉的欢喜,岂是打麻将可以比拟?稿费虽然不高,至少没有输钱的危险。所以,写作再无意义,也比打麻将有意义得多!如此一想,心里平衡之际。
    于是,白天我依然是那个穿红着绿,粉墨登场的主持人,到了夜间,我便净衣素面,端坐于书桌之前,在文字的天地里驰骋、遨游。
    如果说生活的本身是一条河流,做主持人就是浮在水面上,众目所向,而写作则沉,沉,沉到河流的最底层,最大限度地接近着心灵和生活的本真。
    奇怪的是,白天那个受人恭维与瞩目的自己,我经常觉得不是自己。为了出镜的效果,在发型或着装上都必须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妥协程度视场面大小而定,一般说来场面越隆重妥协越多,效果也就越拙劣。我拿着话筒喊出的话,也不是自己想说的话,那通常是编导写出的稿子——在电视台的职业分配中,编导一般被认为文化水准比主持人高很多,最要命的是,我们还经常被要求扯着嗓子喊,仿如文化大革命时喊口号那种腔调``````
    回想起来,其实自己的主持生涯是很痛苦的,至少在故乡的那段时间。由于投入太多,用力过猛,对自己的期望和要求也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患得患失之心太重,以至于每有重大活动必通宵失眠,甚至生病,不把自己折磨到奄奄一息不能上场,节目做好后又每每不能满意,横挑鼻子竖挑眼,形象不能看,声音不能听``````然而,每有重大活动,还是拼死拼活地去争取,简直自虐一般。
    而这个“偷偷摸摸”躲在屋里独自敲打文字的素面朝天的女子,仿佛才是真正的自己,尽管写出的都是些千余字的小文章,却都是从自己的心坎里流出,是自己真正想要表达的。
    虽然写作一直处于“地下”状态,悄悄地写,默默地发,但如果在某一些场合,某个人突然对我说:看到你的文章了``````彼此会心一笑,便如同“找到同志”般的默契与温馨。
    其实,我对自己的文字一直比对自己的主持从容和自信,当时我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还是对主持事业忠心耿耿。所以,我戏称电视是老公,是职业,是安身立命之本,需要全身心去投入与付出,需要成就光荣与梦想,而写作是情人,无任何契约与责任,无任何功利的色彩,纯粹因为喜欢而走近他。所以,相较于电视的气急败坏,咬牙切齿,不成功便成仁,写作倒是洒脱逍遥,轻灵自在,没有功利心,没有烟火气。
    出版第一本散文集,也纯粹是赶了个“主持人出书”的潮流。应该是1998年,一度主持人出书非常红火,我翻了几个当红主持人的书,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这样的书,我也会写!
    无知者无畏,拟定了十几个题目,便挽袖大干起来。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地集中写作(从前都是些七零八落的小东西),写呀写,我越些写越激情澎湃,越写越文思飞扬。文字如行云流水般从笔下涌出,根本没有任何滞碍,只恨笔太慢,跟不上大脑活跃的思维。在文字的创造中,我忘了身边一切的事情,苦楚也好,不如意也罢,全都抛诸脑后。
    第一本书就在这种极度亢奋和欣喜的状态下举重若轻地完成了。书出来以后,很多同事朋友都大吃一惊!大多数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还会写作。当地作协的领导更是难以置信,因为似乎当时只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散文的都在作协登过记,挂过号,都被作协“一网打尽”,而我,书都出了,还是贵州人民出版社正规出版的,竟然还不是市作协会员!某作协领导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说:原来在我们的身边,还有人在这样默默无闻地写作,居然还是这样高的水准,实在令人意外又感动!
    感动之余,我顺利加入了遵义市作协,然后又加入了贵州省作协。散兵游勇总算找到了革命的组织。

    2002年,我决意离开家乡去往北京发展。当年的我,正好而立之年。我颇有自知之明地意识到,再凭年轻貌美闯天下显然只有越来越走入穷途末路了,还是从人格魅力方面着手,重点建设心灵美吧!我当即决定暂时放弃电视,投身写作!我想,如果有一天我重返电视屏幕,一定是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别人要关注的是我要表达什么,而不是我的外貌、年龄、吐字发声``````
    可见此时此刻,我还是对“豪门”恋恋不舍,我对写作的感情还是不纯粹的,几乎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抬高身价的筹码,但是,无论如何,我的专业写作之旅开始了!
    2002年,清冷肃杀的大北京,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小屋,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屋里光线很暗,白天黑夜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幽闭的、温暖的、安全的洞穴,我这头受伤的小动物,蜷缩在洞穴里,用文字疗伤。
    我不需要华丽的服饰,不需要漂亮的妆容,不需要外出,不需要社交,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做秀,不需要繁华与虚荣。
    一口聊以果腹的食物,一件御寒蔽体的睡衣,一张桌子,一台电脑,足矣。
    我浸泡在文字里,犹如回归母体,浸泡在温暖和煦的羊水当中。水波温柔而恒久地激荡着,拍打着我的身体,冲刷着我的憾恨,慰籍着我的灵魂。我肆意地伸展着四肢,舒憩的,松弛的,懒洋洋的。多年的疲惫与倦累,多年的创痛与伤痕,都在温暖的汁液里一寸寸得以抚平,一点点得以愈合。
    醒了就写,累了就睡。空寂寥落的冬夜,狂风在楼群间穿梭,发出尖锐恐怖的呼啸声,我却睡得前所未有地安稳和踏实,睡得温柔而甜美。
    我在写作中疗伤,我在写作中释放,我在写作中奔跑和舞蹈。
    一个习惯了被人群簇拥的人,一个每天穿红着绿,粉墨登场的人,为什么可以远离一切的繁华与喧嚣,彻底地安静下来,选择写作这样一项看起来最为清苦寂寞的工作?这个问题,我长久地被记者问道。
    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体虽禁锢在一方小天地里,我的心灵却前所未有地自由和奔放!每天每天,在文字的浪尖上跳舞,我感觉自己灵动妩媚,清新飘逸,仿佛有一个新的自我从旧我里飞出!
    是的,每一次写作的感觉,回思起来都甘美无比,都是一场痛快淋漓的舞蹈和燃烧!
    去年有幸回国参加中国作协五年一届的“青年作家创作会”,某电视台趁势找了几位作家做节目,我是其中之一。问及写作时的感受,几乎无一例外地回答:痛苦!非常痛苦!简直是煎熬、压榨、呕心沥血云云,我却惶恐地回答:快乐,我感觉到的只有快乐!通体舒泰,灵魂出窍的快乐!
    立即,我感觉到几位同仁包括编导都纷纷对我投以鄙薄的目光。大家都知道,“忧郁是高贵的,快乐是浅薄的”,而我,居然把写作这样严肃的事情看待得如此简单快乐,哪里像个作家?完全是个“二百五”嘛!编导说他们希望找到“有思想的美女”,是否美女暂且不论,我想在他们眼里,我的表现肯定是“没有思想的”。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和缺点就是:真实。我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有思想”,就违心地声称自己写得很痛苦!身体的劳累当然是有的,脖子坐酸了,眼睛看乏了,晚上闭上眼睛,眼泪便哗哗地往下流,可那不叫痛苦,只能叫辛苦。心灵所感受的,只有奔放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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