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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尊严----评陈彦长篇小说《装台》
   
                                         文/文剑

    《装台》是写装台人的小说,这些大多来自社会底层的人,为戏剧舞台制作道具、布置背景,这种超强劳动兼具审美要求的工作,是决定一台戏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可想其工作本身的繁杂与辛苦。除此之外,装台人对文艺团队的经济依附,造成他们被动、顺从的迎合与讨巧,既要苦撑苦干,也要时时操心是否能拿到血汗钱,既要懂艺术、懂现代化舞美音效,也要精通“社交”,而后者是糊口的保障,故此,很多人抽身而退。陈彦笔下的刁顺子和他的一帮兄弟却顽固地坚持着,苦乐自知,他们的生活世界构成对这个特殊行业的有力探照,而以刁顺子为代表的装台人故事背后所延展的生命尊严,能给我们以深度思考。
    刁顺子活的很窝囊、很不顺,前两任老婆跑的跑,死的死,第三任老婆蔡素芬,这位经历坎坷、命运波折的女人,悲苦人生使她性情安稳圆融、隐忍内敛起来,让她更切知与笃信老实男人是自己坚实的依靠,一心一意和顺子过着日子。可惜,面对顺子女儿菊花百般欺逼、凌辱,她只能无声离去,留给顺子莫大的无奈与失落。顺子视如己出的养女韩梅也走了,菊花对她的妒忌与排挤是诱因,顺子的卑微处境、懦弱无助性格是她选择与这个家决裂的根本。菊花为“美好”前程委身于不法商人谭道贵并与之私奔,后因其不法行为暴露被捕,整容失败的菊花“无功而返”,暴虐性情更为激烈了,哀叹自己不好命运都是因有顺子这样爹而被无情注定了。其实,除了与顺子“同病相怜”进而“荣辱与共”的一班装台兄弟外,无论是他的亲人还是朋友,没有几个人能打心眼里瞧得起他,即便他苦心带大、供上大学的养女韩梅,与他相依为命的素芬,这些人倒是尊重他,可至少不认同他那种逆来顺受的“绵软”性子,点头哈腰般讨生活的方式。
    生活是一种态度,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态度,在生活给予的特定生存环境里不断完善并见证自己,一个人的价值观念由此得以形成。《装台》正是一群不同人“态度”的“交锋”与“对立”,这些盘根扭结的生活态度,很多时候以看似冰冷无情的方式呈现,但它热辣悲悯、大起大落,因为它充斥着对美好日子的渴望,对个体生命张扬的表达。
    人的慈悲心是从了解生活、认识人性开始的,用理解与善意的视角看《装台》以及其中人事,便会发现,每个人都有值得同情与谅解的地方,包括刁蛮、生冷的菊花,片面规划未来、重功利而亲情寡薄的韩梅以及不务正业、晚景悲凉的大军。这是文学的品质与力量,因为文学的焦点是人,肯定人、关怀人,如上帝给众生施以博爱般的引导,是文学肩负的重要使命。当然,这样的意识倾向在作品中是以怀疑、否定下苦与劳动所体现的,试着留心一下顺子每天的日常境况,还真如他自己说的“抠生活”,舞台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他的“衣食父母”,可谓仰人鼻息,对方的喜怒哀乐足够让他心情或澎湃、或低落、或莫须有地惆怅,他要赚钱养家,他是爱女爱妻的天和顶梁柱。其实,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提供给人的从业选择是多样的,尤其对于西京城老门户的顺子而言,即便像他小学同学大宝那样,守着几间房吃房租,也很是悠闲自乐,起码在外人看来是一种“体面”,菊花就很是受用这种所谓的“体面”,可是,顺子就喜欢浑身汗臭并乐此不疲,众人眼中被小看的顺子,实则被作家以尊严的名义,经一番日常琐碎的碾磨与塑形,成为一种自我证明和代言的精神凝结。
    综合上述,《装台》所营造的生活与个体命运苦难只是表象,对人尊严的维护,是这部颇具陕西文化“声色”小说需要倍加留意的地方。它维系在容易赢得大家怜悯的主人公顺子身上,他的出现,需要我们打破以“苦难”解读文艺、甚或文化意识形态的趋向。顺子一生好像是被苦难“绑架”了,但这不是他最真实的写照,他并不需要被可怜,或被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他至始至终不认为自己有多么的不幸,他吃苦的状态,正是他感到自己价值在全然释放的时刻,这也是他试图得到社会地位,找到活着的意义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得到导演认可时,他心灵的飞扬,也让我们感动。顺子获得感与成就感取得过程,是他自律自强的奋斗过程,这鲜明印刻在他朴素且包容的为人处事原则中,“他驮最重的东西,就是发言权,就是管理”,这是粗放的,却也是善意“华丽丽”地绽放。他想把日子过在人前,这种想法本身并不会引起旁人的溢美与钦佩,然而,这个想法一旦与顺子持有的那种与人同富、爱人如己的单纯生活逻辑结合,顺子形象就有了丰富、深刻的内涵了。
    被瞿团长戏称为“灵魂式人物”的刁顺子,正是作品的灵魂、团队的灵魂。作为一班装台兄弟的掌舵人,他柔弱处下、绵里藏针,遇到烦难,总能用上扬的嘴角、虔诚的姿态、世间最美的言语将其化解,有溜须拍马之嫌,若他人如此这般,是令人不屑的,顺子察言观色、巧舌如簧,不同人有不同的话来恭维、来“对症下药”,大家非但无半点反感之意,反倒读出了可爱、读出了真诚,这是顺子的智慧,更是他的爱心使然。他自我矮化不仅仅为了个人的小利,而是为了跟着他混的兄弟们有饭吃、有钱花,那一笔笔账,分的是有形的钱,温暖人的却是无形的义。这个临时自发组织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团体,因为有了公平、正义,有了顺子这么一个不修边幅、邋里邋遢,却怀揣一颗善良心的人带领,才能在一次次繁重任务中,经受住考验,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得到业内的一致好评。
    以这点来看,《装台》先后四次对蚂蚁“大部队”的叙写,就不单单是顺子“白日梦”意象的堆积了,这是象征的铺垫与情感的渲染。顺子变成蚂蚁的蚁国离奇梦幻经历是有所指涉的,蚂蚁很弱小,可它有顽强的毅力,能背着重自己几倍的东西前行,这是常人眼中的蚂蚁印象,也是顺子自比于蚂蚁的心理隐喻。当成为蚂蚁大军一员并感同身受族群间无差别、泛爱众的伦常关系后,顺子被这样的忠实品性所激励:集体荣誉由个体展现、渺小既是崇高、心灵的接纳与平等交流这些愿景,正是顺子倾其所有想得到的。这个梦有一种俯瞰众生的视角、一种庄严的启示,但蚂蚁于人的感触是否会被很多人接受呢,其实,梦境中,变的是人的身形,不变的是人间味道、人的做派,它同样要受制于人类社会经验和人类相通的情感,故此,作家这些笔触,正是作品的张力所在。
    这样的张力于读者或许是理想人际的遥望和遐想,于顺子而言,则是他解决家庭矛盾、工作纠纷以及人际关系的利剑与法宝。假设女儿菊花能真正理解他这个蹬三轮的、拿出命来爱她的父亲,家庭定会和睦幸福。假设文艺团队的负责人能将心比心地体己顺子这帮装台人,不昧良心钱、不亏待下苦人,装台这类活计将会充分发挥人的审美创造性,让人深知天地有正道,付出有回报的真理。假设田苗安心的跟着关爱她的顺子,不贪慕虚荣、不嫌贫爱穷,相夫教子,她们一家三口又将会开启何等温馨的人生旅途呢。假设老街坊们对顺子多一份鼓励与肯定,少一些挖苦和嘲笑,真心交流,亲情帮扶,顺子便能更尊严地活着。至此,我们发现了顺子变蚂蚁的心理基础,这是顺子个人困顿遭际下的某种正常“申诉”,以此观之,我们都是顺子,因为我们都有遗憾和不如意,有受到冷眼甚至淋漓“鞭笞”的时候,只不过,顺子的人生故事更为立体、繁密而已。
    故事慢下来的时候是思想飞升的时候。就在顺子觉得迷茫无助、身心疲惫时,追慕于孔子的朱老师出场了,他是顺子的小学老师,也可看作是顺子的人生导师,朱老师教出很多成功的学生,他们可能早忘了这位蜗居在清幽街巷里的启蒙者,然而,顺子记着,他记着老师的严厉,更记着老师规劝、引导并要求他走正道人生、不妄自菲薄的良苦之言,这或许正是顺子多年来坚持着的做人信念,这份信念,让他没有像自己吸毒的大哥、赌博的二哥般沉沦,也是这份信念,令他不计较人言,心安理得的蹬着三轮,挺起脊梁吃苦受累。以当下的价值衡量朱老师,他略显迂腐、教条、僵化,可是,透过这些不讨人喜悦的面目,抽茧出的是职业无尊卑、奉献最光荣、劳动有尊严的立世恒言。至此,作家笔下的顺子在朱老师人格的光辉里逐渐清晰、逐渐高大,这也是准确认识、合理定位顺子形象的一个关键。
    为尊严而战的顺子要“偃旗息鼓”了,经不住装台兄弟们的“煽呼”,只好被动“出山”。这一次,他们在北京装台出尽了风头,可是,喜忧参半,装台兄弟大吊是来京后死的,他把妻女托付给了住在顺子家的刁顺子,这个节骨眼,整容失败的菊花回来了。大吊老婆周桂荣代替了蔡素芬,这层纸是被菊花捅破的,顺子也就乘势硬气了一回,菊花“旧病复发”,完全一副当初对待素芬的模样。顺子是否又陷入家庭纷争的泥淖无法自拔,菊花排斥的“魔咒”又如何解除,从文本看,顺子的诸种理想镜花水月,眼前的家庭状况很是焦灼,复将他推至风口浪尖,可他仍然憋着一股劲、一口气,这次他绝不会服输,他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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