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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宜文化》
有故乡的人,都会有乡愁。无论深浅,但都会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哪怕天涯,哪怕海...
文艺评谈  
刘亮程论
                                               
                                                       文/何英
                               
    内容提要:刘亮程是当代具有独特审美风格和文体意义的重要作家,从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到长篇小说《虚土》、《凿空》,可以分析得出一条清晰的脉络:从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童年创伤性记忆到一个笃信万物平等、万物有灵的具有神秘主义思维倾向的作家,再到一位以边缘、弱小视角观察世界的文化乡愁者,刘亮程的文学及文化实践在文学语言、地方性知识及传统文化的维护等多个层面凸显出后现代语境中的价值和意义。

  刘亮程的文本总是能引发读者的无穷想象、评论家的无从定义;讫今为止,找不到一篇公认能全面深入评论刘亮程文本的权威评论,而网上的草根评论家沸反盈天的贴子中,倒有星星点点的思想碎片;他的文学拥有强烈而独特的禅意和虚静之美,这在当代作家中甚至是绝无仅有;没有哪个作家本人会像刘亮程本人那样,在后现代语境里不掩饰自己“万物有灵”的类萨满的形象和话语;他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思维成就了他的文学语言,他的文学语言,区别于延续演进至当代的欧化翻译语对汉语的冲击以及毛文体至当代与新闻网络语汇语式融合的流行,体现出中国古代白话文在民间的自然接续者的独特魅力。总之,刘亮程是一位具有丰富阐释空间、综合挑战评论家理论视野及悟性灵根的作家。本文拟从刘亮程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思维特点入手,分析他童年创伤性记忆与其万物平等、万物有灵观念产生的联系;正是在这一情感基础上,形成了刘亮程以边缘、弱小的视角和身份观察考量世界的思维方式;他执着于乡村、地方性知识及传统文化,在他的写作及文化实践活动中表现出一位作家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乡愁、文化焦虑和文化自觉;他的文学语言,体现出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的特点,而万物平等、万物有灵的思维以及文化乡愁等情感都得以文学语言的现实呈现在文本中。
            
                           一  神秘主义倾向的思维

  刘亮程的写作凸显出一直在自己的文学路上前行的姿态。上世纪末,他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被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人们发出一片惊呼,在中国还有这样的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呢,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论争之后,知识分子反思得出,那场论争其实是人道主义立场之上针对文革的一场要求自由尊严、解放思想的权利之争,是中国人创伤之后奋起直追的焦虑情怀,八十年代仍然是一个理想主义时代,沿续下来的仍是为信仰而活,仍需要新的理想之神,人道主义为文革之后的心灵废墟提供了简单、明了又富有价值魅力的符号。到九十年代,全面的现代化进程和全面的世场经济,在全球化浪潮、全球资本一体化、文化全球化、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以资源掠夺式开发带来的一系列连琐反映及忧虑,在后现代解构风潮中,当年的启蒙阵营已分化为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自由主义通过与昔日盟友的论争,特别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而获得明确的意识形态身份。①在这样的九十年代,刘亮程以一个与世界无关的农民形象出现了。他以最传统却反而最另类、最单纯反而最复杂、最现实又最虚无的形象令中国文坛新鲜,原来我们自己还能生长出非转基因、无污染的好作物。
  刘亮程看似与九十年代的思想学术背景无关,其实他仍然在历史中,被历史所塑造。二十世纪具有怀疑主义色彩的各种思潮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九十年代思想界开始反思启蒙理性本身,原来人的理性并非启蒙描绘得那样一片光明,理性一旦虚妄与无限膨胀,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人不再那样伟大,人心中不可克服的幽暗使得人变得渺小和可悲。”②摩罗感叹说:“人文主义者对于人和人性的礼赞、信赖,越来越显得不真实,显得苍白无力。人根本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意气风发,灿烂辉煌,也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具有决定自己命运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③人道主义并不是一剂崇高的万能药,它也不能像宗教一样深刻解决人们的信仰危机,不能提供最后的、超越性关怀。约翰·卡洛尔在分析人道主义衰落时,指出它未能回应人们在一生中那些严峻的时刻无法逃避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活着为什么?我死后又到哪里去?④(约翰卡洛尔:《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义复探》,序,叶安宁译,新星出版社二00七年版)
  人道主义思潮在中国落潮,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下,刘亮程一反八十年代以来,“大写的人”的人本主义,以万物平等、甚至万物有灵的文学书写亮相,所有的文字都在解决:我从哪里来、我活着为什么?我死后又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有人在他的作品中读出哲学家的意味,刘亮程曾被冠以“乡村哲学家”的称谓,论者从他的文字里感到了一种或几种哲学上的意味。中国哲学的古老命题如:有与无,动与静,空以及禅意,等等,在刘亮程的文字中,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造成了一种玄之又玄的美学风格。
  也有人说刘亮程的文字像个乡村“无赖”,摩罗也曾称自己是“无赖”:一个既没有上帝、也没有“人”可以依赖的精神彷徨者,一个灵魂空虚的人。作为同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经历过文革、经历过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到了九十年代,一波一波的后现代思潮冲击着曾经的启蒙价值观,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成了知识分子隐性的心理结构。刘亮程和摩罗都体味到那种精神无所依托的“无赖”感。不同的是,刘亮程是脚踩大地的农夫,文化相对主义与他万物平等、万物有灵的齐物观融和到一起,他的价值虚无仍然可寄托到乡村家园意识上。由此一来,九十年代末,刘亮程从偏远的新疆走到全国,靠独树一职的散文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地位。
   
  不能确定,是成为作家以后他有意识地训练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万物有灵的神秘主义者,还是他天生有着神秘主义的倾向,就像一些神秘主义者宣称的那样,能理解动物、植物的语汇和行为。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虚土》、《凿空》里,凡是写到动物、植物常有惊人之笔,人们通常概括为他的观察力和想像力,刘亮程本人对此从不以为然,他会狡黠地告诉你,他能通达这些动物、植物的灵。他早年写《通驴性的人》,人们以为这是以驴抒己的手法,其实刘亮程后来把这一理念更深入地进行到他的写作中:他从来不是通过种种手法辗转到达动物、植物,他和它们不分你我,他没有矫情、低劣的第二手、第三手的比喻和象征,他能够直接以那些动物、植物为本体,并直达所要表达的物象。他曾写过一篇专门写《灵》的散文,“灵在世界不占地方。人的心给灵一个地方,灵会进来居住。不给灵就在风里。人得自己有灵,才能跟万物的灵往来。”
  “当你坐在芦苇丛中,和一棵芦苇面对面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芦苇是一个生命,是可以与己在心灵深处交流,“作家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交流达到神性,他不仅是呈现了一个植物,而且要在这个植物上发现神性,发现他的生命”。⑤ 这种“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可以说在他的文本中随处可见。
  在《一个人的村庄》里,有一篇写到自己童年的散文,《桥断了》是童年所受创伤的投射。黑夜里断掉的桥,让他在梦里奔突般地焦虑、恐惧,如何到达河的对岸,是直到醒来仍然无法摆脱的没有着落。这个熟悉的梦境一再出现,像刘亮程人生的一个固有情节,纵然以后人生获得了成功,这个梦中的情节也已烙印在意识中。成人以后,在白天被忘却的黑夜断桥,在梦里将他的无意识如山般呈现:八岁的时候,父亲永远地离开了他们,这种童年的缺失,渐渐成为人生的缺失,无法过桥的焦虑、恐惧一直在以各种变形,一再出现在刘亮程的文本中。他也曾写过一篇怀念父亲的散文《先父》。那年他38岁,他写道父亲37岁的亡故,令他产生了自己到这个年龄不知该怎么往下活的恐慌,没有人在前面为他趟路,没有父亲在前面引领他,他感到了生命的空茫和缺失。母亲艰难拉扯他们五兄妹的记忆,尤其父亲受冤迫害致轻生的惨痛经验,使他认定自己人生的残缺,这种童年期心理的不满足感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决定了他对时间、对生命与时间不依不饶的探究与辩析,也决定了刘亮程的文学气质与风格。⑥
  从《一个人的村庄》到《虚土》,再到《凿空》,刘亮程的写作一直在与时间作战,也一直在与时间缠绕,但其实再往深处推究,时间只是载体,时间的背后隐藏的还是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存在追问。活着靠时间衡量,父亲的时间已无法衡量,父亲进入永恒之境,刘亮程有几篇散文写道过对父亲时间的冥想,父亲走失了,或者在地下挖洞找路,他设想父亲会在来年春天,从一棵青草上面冒出头来,设想父亲在老奇台穿着新衣新鞋,只是父亲再也不认识他,他也认不出来父亲,父亲化为青草,化为尘土、空气还原到虚土庄,再被我们呼吸,甚至父亲早已转世……,这些表现,都与童年丧父的创伤之维有关,更与父亲缺失的童年生活有关:在《虚土》里,作者完整地呈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孤孤单单地长大,与树叶尘土玩,兄弟姐妹在母亲腹中时还彼此相联,出来后一个远离了另一个,妹妹在苹果花后面,独自用树叶缝自己的嫁衣,……,母亲的不幸和艰难被他看在眼里,像一片绝望的阴影覆盖在童年的上空,一个孩子变得早熟、懂事、寡言、内向,他比别人更早更深地体会到无依无靠的含义,体会到自己作为母亲的负担的自责,这种自责心理慢慢演化为自虐,他愿意自己是不快乐的,因为快乐是对可怜的母亲的讽刺。这与他以后的文字中经常浮现出一种自虐的美是相联系的。在被孤单、忧郁浸透的空气里,他发现一株青草的可亲,发现身处荒野的安全,青草、小动物、风、树叶、尘土、云朵……所有这些自然物象不会伤害他,在它们中间他怡然自得,他把它们视为伙伴,他以看自己的可怜之心看到了青草的可怜,小动物的可怜,看到风的变幻无常,看到树叶的顺应,看到尘土的卑微,也看到云朵的自由……,他被世界遗弃的心理在自然得到拣拾,自然接纳了一颗孤单恐惧的心灵。
  童年的创伤性记忆奠定了刘亮程成为一个万物有灵论者的情感基础。如果说一开始他还只是亲近自然物,因童年的经历和记忆成就了他写作的基调,后来的刘亮程就在以一个自觉的万物有灵论者,有意识地强化训练自己超现实的感应能力。他曾随着全国的气功热练习过气功,打坐几个小时的经历,让刘亮程体验到灵魂出窍的玄妙,这与刘亮程的文字总能有接天连地的“玄”有关,听起来很玄虚,像迷信一样不真实,但事实可能就是,别人的大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地方,刘亮程借助静坐达到了,否则无法解释刘亮程的文学为什么总有一股玄机、禅意在里面,美国“垮掉的一代”借助大麻致幻,刘亮程用中国方式解决了人为致幻的意识难题。
   
                    二  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
 
  刘亮程当然不是一个真的与世界无关的农民,实际上在他的散文被人们发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整个学界都在经历语言学的转向,人们意识到语言不是思维的结果,而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刘亮程敏感地发现了语言的意义,在选择使用他的文学的基本工具上,他是有着深入的想法和比较的:“我比较喜欢我早期那种混沌的状态,有模糊的写作方向。我早期的作品中句号很多。每一句都在结束。句与句之间也没有多余的连接和交代。一句话就是一个世界。我那时自信多大的事都能放在一句话里,下一句必定别开天地。”⑦
  我喜欢那种盲目的悟性。没有任何目的地思考一些事情。我的散文中几乎没有成语,少有现成的词语,绝没有这些年来遍布媒体的流行词语。成语早被人用旧。流行词语太不可靠。在这种语音环境中,我只有选择用自己的口语写作。⑧也正是他的文学语言导致了他的独特的文体特征的形成。当然,作为一种思维的现实,刘亮程的文学语言是与他的神秘主义倾向、他的文化乡愁思想分不开的。
  在这里,有必要回溯一下中国自现代文学以来的语言。晚清的新知识者倡导白话文,尽管初衷是维新启蒙,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它成了中国现代汉语的新声,晚清到五四“言文合一”的提倡有白话化、欧化、拼音化三种思路。1912年成立的民国政府,法律保障提倡白话文,教材用白话文编写,以后的五四白话文运动,将白话文的理论和实践更进一步,因此有论者指出:中国现代汉语是在清末民初之际,由报人、作家、政论家、国家共同完成的。近现代语言变革乃是为新文学立法。进入当代,1955年相继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会议,对周立波方言文学的批评,使文学作品中方言土语的运用受到不同程度的规训。“从语言维度进行考察,普通话写作无疑是当代文学确立的标志。”⑨
  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汉语运用,显然存在着两大主流语言方式,一种是清末民初以来,翻译带来的语义层面新名词层出、语法欧化的所谓现代性语言沿革,至当代与经济学、物理学等科学领域词汇、语法的进一步融合呈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语言以近科学的逻辑性、清晰化、条理化为特征;另一种语言是毛文体的政论文为模本的后继演变,到当代与新闻媒体、网络语汇渐趋糅合的快节奏、判断式、消费化、戏谑化的风格语言,这两大主流语言方式,时有交叉,在某种程度上几乎同化、影响了当代文学语言的走向。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中国还存在一些较少受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断裂过的汉语影响的人,刘亮程绝对算一个民间的、自然接续古代白话文思维特点者;他的短句式,几乎每句话后面是一个句号,叙述从头开始,似乎连天接地、有时也没头没脑;没有我们习惯的主谓宾的完整表述,他的句子很少主语,主语很多时候都省略,他要求你全神投入不得偷懒,如果你漏掉一句,必定漏掉这一句的信息,以及与后面潜在的联系,最直接的后果是:你可能不知正在看的这一句的主语是谁?基本不用形容词,这是朴素、古典的汉语源头上的表征,从来不用关联词,他的文本里找不到因为、所以,甚至、但是、如果之类的西方色彩浓厚的近科学的词汇,及组成的句式。这些接近古中国化的语文特征,区别于受西方影响的那种逻辑的、清晰的、不断修饰、定义的语言,我们看明清时的文人笔记,甚至更早一些的古文,理解常常是靠上下文的语境,主语总是模糊的,庄子的散文,想像恢弘、上天入地,也常常是主语缺位,这种行文方式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参与度,如果在观读的时候不能最大限度地投入作者的叙述,将无法理解作者的行文。刘亮程曾说,“庄子、屈原、《山海经》、唐诗宋词、明清笔记,还有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经典,都影响了我。但是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庄子,那是我年轻时读得最多一本书,虽一知半解,但是那种气息我能感觉得到。我能心领神会。”⑩
  从这一点上来说,声称受庄子影响最大的刘亮程,可能正是接受了庄子这种天地混沌一体的行文风格。也所以刘亮程的文本总是引发无穷多义的理解,他的每一句话都呈现开放的动态,整个文本便通向无数个方向,并尽可能远地伸向远方。他的玄虚、滞留于一事一物的耐心,他与万物通灵的细微知觉,都使他的文学具有了谜一样的质地,仿佛驱灵的巫师被他物的灵所附体,刘亮程常常能发出非己的声音。他以一只虫子看到一只虫子的死、他像一朵花看到另一朵花的微笑,他不无羡慕地知道驴的风流快活、马的梦想和野心……,像它们的邻居一样发现它们,也发现自己,这些动物、植物借刘亮程以本来进入本来。最高境界的文学创作,也许恰如被灵附体的巫师作法,一整套的法器、乐舞以及仪式化的场面,而这一切跟文学天然有着亲缘关系,刘亮程用他的文学法器,以我们难以探究的神秘方式,通到自然、天地之灵,这使他的文字常常笼罩在空灵的氛围里,灵无所不在,他的文学也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你无法用死的器具去仗量它,它可以从别的方向逃逸,但也有可能突然地与你不期而遇,你捂不住它,它有自己的性格和气味。刘亮程的文学是多义、多方向的,它像有机论者所说的有机体,你在阐释它的过程中它却在不断变异,而刘亮程本人又像文学上的仿生学者,他能模仿生物体的智慧和心理,拿来己用,创造出跨物界的类似于萨满通灵般的文字。
  李陀曾评价汪曾祺的语言,“在把现代汉语从毛文体解放出来这样重大历史转变中,做了一名先行者,一名头雁”。刘亮程的语言在当代文学中也有类似意义,这从全国中学、大学语文教材及地方教辅读物将他的散文入选可以证明,他的汉语语文使用确实具有了卓越的意义。“真是很少读到这么朴素、沉静而又博大丰富的文字了”。(李锐语)而南帆则发现了促使刘亮程写出这样文字的原因:多数作家写不出这样的散文,我们没有悠然地徘徊于生活外部的眼光。
  显然,始终会有一些作家的写作胶着于诗意,以梦的方式构筑文学。“自现代文学以来,中国的小说创作始终有“散”的一脉存在,以小说的散文化特征闻名的作家有郁达夫、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等人,进入当代,贾平凹的短篇小说集《商州初录》、钟阿城的系列短篇《遍地风流》、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白色鸟》等都是散文化小说的代表,”汪曾祺在为《小城无故事》作的序中,甚至评价何立伟在“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⑾无独有偶,刘亮程的长篇小说《虚土》,就是在以诗的方法写小说。“写《虚土》时,我又回到了写诗歌的状态。”《虚土》是刘亮程的长篇处女作。书面世后即引起国内媒体、学院等多个层面的关注,《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及各大网站的文化频道先后就此书展开评介,关于该小说的文体不符合人们习见的小说规范、甚至颠覆了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接受极限而引起争议,有评论家认为《虚土》仍然是一部大散文,也有评论家则肯定《虚土》存在内在的小说结构及脉络,“是一篇隐性的小说”⑿李陀曾撰文指出,汪曾祺小说的“散”及其对“为文无法”、“文理自然”的追求,反映了一种对汉语特性的深刻认识。刘亮程的《虚土》实际上具有相同的诣趣:它的结构是一部诗,不依赖于逻辑、不置重于因果关系、不调动安排和制作的笔墨,一切如行云流水,是一种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古典美。这种诗的结构更体现在:几乎每件事后文都有呼应,有的是结果,有的则是前文的重复,甚至相同的事件会以另一个人物的名义重复发生,像诗歌的回旋,而被重复的事件就像诗的意象,它在情感需要的地方反复出现,起到了一种前呼后应、不断渲染、纵深,使作者要表达的情绪达到高潮,而小说的旨趣亦随之清晰可辨。⒀
   正如曾经宣称:愿意在章法外接受失败,不想到章法内取得成功的沈从文,在遭遇了多次退稿信之后,明白“我的方向是已转入了更不为人欢迎的路上”;萧红、废名等以散文化名世的作家都开始将自己过“散”的风格向小说的规范靠拢,刘亮程在接下来的长篇《凿空》里,开始有意识地对情节故事的经营,这部写南疆村落当下现实的小说入选2010年《亚洲周刊》十大小说,并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评论家们对他呈现的南疆生活现实感到新奇,更对他在文本中不放弃地经营一种声音的玄想不解:这就是刘亮程,即使在最激烈的生活和矛盾面前,都不能将他的诣趣集中在讲一个宏大主题故事上。“我喜欢在一种漫长悠长的平淡的生活中,让人性之美,像花开一样,徐徐展开,缓缓呈现。这也是我自己的写作方式和我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吧。”⒁可以说,正是刘亮程的语言方式形成了其散文化小说的风格。
  有所缺失的童年决定了他万物平等的世界观,以一颗万物有灵论者的平等心看待世界时,他早已学会“无分别心”;对万物的悲悯使他总是站在边缘、弱小的视角,越来越深入和清晰的体认进一步强化,他开始有意识地讲述地方性知识、对即将失去的传统文化表现出伤感和忧虑,由此,一个后现代语境里的文化乡愁者出现了。
                
                三  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乡愁
 
  当下中国,遭遇着文化焦虑和社会治理危机的双重困扰,……,但单纯的经济诉求无法给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共同体提供意义,提供一个持续奋斗的精神价值。……,而现实中传统文化曾经最重要的社会认同功能却急剧衰减。……,当一个民族象征的内涵越来越空洞化,原先曾经牢固的社会纽带日益解体,当国家越来越靠肤浅狂热的民族主义口号为维系表面的一致性,那些在现有秩序中找不到精神归属的社会成员,将逐渐因为“自我利益的陷阱”而增加社会溃败的风险。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下,每天都有许多原先可以维系微观社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被挤压成碎片,散落甚至消失。⒂刘亮程用自己的写作见证并悼挽了那些可以维系微观社区互动的地方性知识,是怎样在时间的流程里被挤压成碎片的。他的写作显然是与城市无关的写作,文化乡愁、文化焦虑和文化自觉是他的话语体系下,一个作家所能做的对历史的重新建构。
   《一个人的村庄》和《虚土》可以看作是刘亮程的文化乡愁的表现之作。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凿空》,他的关键词之一都是“乡村”。 他想像并建构的乡村是怎样的呢,“是自古老的诗经、庄子、楚辞、汉赋、唐宋诗词以及山水国画营造出的一处“世外”家园。……,乡村山水中有我们的性情和自在,……,中国的乡村属于精神的,诗意的,农村是现实的。……,农人自治,无官员介入。中华文化保存到现在,是因为乡村是稳定的。朝代更替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文人太喜欢国家治权之外的乡土。”“只是现在的农村肯定不是以前的乡村了。乡村早已作为一种文化和精神而存在。我的那些文字也许复活了一种乡村的精神记忆。”⒃刘亮程很清楚,他并没有将城乡简单地对立起来,他说,“城市是非常适合人生活的第二家园,它是为人的身体所建。但是它不考虑人的心灵。这样的地方不能作为故乡。至少在文化和精神上不能作为人的故乡。”⒄由此,一个执着于精神乡村的作家建立起自己的精神系谱,也正是基于此,他挽惜那些曾经为乡村所固有的物事的消失,看到乡村不但在面貌、更在道德、情感、精神上脱离过去秩序的失序,而这一切正如他在《虚土》中写道的:“我在远方哭我听不见、我在流血我觉不出痛、我的死亡我看不见、”他感到一种时间进程中的溃败和虚无。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社会精英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驱动下的选择往往呈现出一种激进转型的连续性特征,……,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在百年的现代化历史里,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承的二元对立话语始终是造成中国社会裂痕的深层因素,我们始终不能以一种理性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有效地参与到现代化进程当中。中国的现代化叙事始终缺少融会普遍主义话语和地方性话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传统文化的区域性叙事中存在着一种当代GDP主义或其他国粹主义历史叙事所缺乏的精神感召力。而这种精神力量在当代的知识精英给普罗大众反复讲述的历史叙事中始终是偏颇、断续和碎片化的。这种偏颇、断续和碎片化的历史叙事,并非知识精英的故意遮蔽,更多是百年激进革命传统下地方性知识体系崩溃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五四”一代传统批判者基本上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对中国文化不存有切身的温情和切实的体验,而当今知识精英无论在知识上和生活上都已难以接触到真切的传统文化,因而比其前辈更容易对传统产生曲解和无知的狂妄。在这种无视历史的话语情境下,将传统文化定义为僵死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去地方化历史叙事几乎席卷主流思潮。⒅
    正是在这种几乎席卷主流思潮的语境中,《凿空》可以看作是如此语境下的一种文化焦虑的折射,刘亮程在2001年写了一部南疆的书,取名叫《库车行》,后来这部书的素材也成了长篇小说《凿空》的背景材料。在写《库车行》的时候,他发现当时库车人口40万,有4万头毛驴。每当巴扎日,有上万头驴车聚集在大河滩上,非常壮观。他说:我们都在讲保护文化,保护文物,驴和驴车就是一种活态文化和文物。不要等到一种文化成死文化了,进博物馆了,我们才去保护它。我们应该保护活态文化,两千多年都过去了,我们仅仅是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古老的事物从我们身边消失掉,总觉得是一种遗憾吧。这里的4万头毛驴,和家家都有的驴车,造就了一个完整的手工业产业。驴需要钉驴掌,驴车上有铁件,所以铁匠铺一年到头,铁活不断。驴车需要皮具,养活了一些做驴拥子做套具的皮匠。还有打制驴车的木匠,等等。这个手工业链条就靠这几万头毛驴在维系。毛驴早在2000年前,鸠摩罗什时代,就是遍布龟兹的代步工具。驴车也是那个时代就有了。驴和驴车是我们祖先坐过的,它们现在历经几千年依然鲜活地存在着,这是一个奇迹。”⒆当他讲起毛驴和驴车,以及围绕驴所产生的手工业链条的时候,他是津津有味的,他对地方性知识和传统的热爱和维护体现了他始终如一的边缘性视角。
  《一个人的村庄》如果说是抒写了汉文化意义上的乡村挽歌,《库车行》、《凿空》则将写作范围扩大到新疆的南部,维吾尔族的聚居区,在那里,他发现了不同于汉文化的异质文化,并从地方性视角看到新疆整体文化的多元并蓄,“在新疆下雪的日子,至少有5种语言在说这场雪。……,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这个词会出现在不同的语言里,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锡伯语,尽管发音不一,但太阳的内涵相同。”⒇也看到文化冲突。在新疆,现代性的问题体现得更为复杂,《凿空》在现代性所带来的文化焦虑之外,同时隐喻了民族文化间的冲突和融合。”刘亮程在一步一步扩大自己写作的领地,也在一步一步清晰他作为一个地方性知识、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表述者的立场和内涵。也正是在自己的文学及文化实践中,刘亮程体现出他在文化政治层面上的诉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悲悯使他不能继续看着不平不公不义不对的事情仍在发生。 “《凿空》呈现了我在新疆这么多年绕不过去的一种现实。我必须要针对这种现实,说出我所说,写出我所思。”他同时看到,即使在南疆,固有的乡村传统也在不知不觉中泯灭、消失,他感到了《一个人村庄》式的挽惜和忧虑,他的文化乡愁又一次浸润在了南疆的巴扎和村落中。在这些绕不过去的现实面前,他更发现了现代化的不平等,现代化对农民的歧视:“当时库车县借助石油开发,县政府财政收入由几千万陡长到几个亿。新县城很快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与它相邻的老城还保持着那种相对落后、破烂、贫穷的状况。新县城为了干净,出台了一项措施,就是不让毛驴车进县城。驴和驴车只能绕着县城转。”刘亮程的平等观受到了挑战,他为老城的人、毛驴和驴车看到了不平等,这个细节折射出现代化和传统、城与乡的冲突,折射出他对乡村脱序的全貌、农民底层身份的焦虑和悲悯。
  而刘亮程的文化自觉则反映在他近年来所做的一些文化实践:我们做地方文化、民俗文化、民间文化。在做地方文化的过程中,发现新疆好多地方的历史文化,基本上还是原生态的形式存在于民间。一些当地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等,从来都没有完整地记录整理过。在当地采访、挖掘的过程中,发现了好多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些补救工作。如果再不下去记录一些东西,去搜集、整理、挖掘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可能就永远消失了。随着一代人的去世,就把一个地方完整的故事带走了,下一代人,只能靠上一代人的口传留下一点点记忆。过上两三代人,可能就传得没影了。“谁也无法阻挡毛驴和驴车从这个世界消失,这是一个工业机器时代,那些有生命的代步工具,必将会被没有生命的机器所替代,这是没有办法的。”“但一个作家能说什么?我觉得,作家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用自己的感同身受和想象,向读者说出这个世界的冷暖,说出这个时代的世态炎凉,说出生活的好与坏,说出快乐、忧伤、不幸与幸福。”刘亮程作为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一步步地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自觉:那就是力所能及地作一个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和保护人,也正是在自己的写作和社会实践中,他深切地体会到,传统文化及地方性知识,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在当下这样一个全球一体化加速、社会日益碎片化的时期,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正该起到终级价值关怀、维系族群心理认同,保持共同记忆等等重要作用的时候。

   
   ①见许纪霖等工《启蒙的自我瓦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总论》,吉林出版集团公司二00七年版,8—19页。
   ②见《读书》2010年第8期,《走向国家祭台之路(上)——从摩罗的转向看当代中国的虚无主义》,第81页。
   ③见摩罗:《谛听天国的神秘声音》,载《因幸福而哭泣》,中国工人出版社二00二年版。
   ④见约翰卡洛尔:《西方文化的衰落:人文主义复探》,序,叶安宁译,新星出版社二00七年版。
   ⑤该语出自张春梅与刘亮程的访谈。访谈时间:2009年10月20日。
   ⑥见拙作《刘亮程的时间》,《扬子江评论》2008年第4期。
   ⑦⑧⑩⒃⒄出自张春梅与刘亮程的访谈。访谈时间:2009年10月20日。
   ⑨见《文学评论》2011年第一期,曹万生《现代文学语言研究的突破与经典的当代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侧记》。
   ⑾见《文学评论》2011年第一期,曾利君《中国现代散文化小说:在褒贬中成长》。
   ⑿见《静穆的精神家园》范玲
   ⒀见拙作《〈虚土〉的七个方向》,《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1期。
   ⒁⒆⒇见《黄山与刘亮程访谈》
   ⒂⒅见《读书》2010年第11期,杨晓民《全球化时代的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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